从地球演化的角度看，到了距今1.2万年左右，随着全球冰期结束、气候回暖，进入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与之大体同步，全球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明显增加，农业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几条大河流域首先起源发生。以西亚为中心的小麦起源地和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粟黍及水稻起源地，东西并峙，独立发展。随着人口和农业的传播，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在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所在的北纬30度附近，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四大古文明，即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

由此可见，农业起源是人类进程中革命性的一步，其基础和奠基的地位不言而喻。中国作为东亚的农业起源中心，以黄河、长江为摇篮，自距今1万年左右便逐渐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二元农业结构体系。目前，稻米养活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对中国和世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其孕育的稻作文化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重要中心，是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先行者，是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

上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2000年，上山文化发现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测年距今约11000～8500年，首次揭示了我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种全新的文化遗存。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开启发掘，其文化面貌与上山遗址接近，但遗迹类型更丰富，延续时间更晚，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上山文化命名。之后，为深化对上山文化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浙江中西部地区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目前已确认上山文化遗址21处，这些遗址的分布以钱塘江上游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分布范围超过1万平方公里。

在以往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年代与分期、内涵与特征、稻作农业起源、陶器及石器制作技术等方面有了一定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初步确立了上山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这一地位是由其年代、定居及与稻作农业起源的关系决定的。

远古中华第一村

从穴居到定居，是人类进程中迈出的革命性一步，是形成农业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的前提。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上山文化率先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即早期村落，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发端，严文明先生为此题名“远古中华第一村”。上山遗址也被评为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上山遗址早期出现了较多带柱洞结构的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荷花山遗址也发现有规律分布的柱洞。柱洞指示了地面式或干栏式建筑的存在，这在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十分普遍，这种居住形式在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基本确立。

上山文化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灰坑、陶器坑等遗迹。小黄山遗址中，发现一些长方形土坑，有成组器物埋藏，当属墓葬。上山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埋藏完整陶器的坑状遗迹，但土坑的形状不规则，难以判定为墓葬，或许属于仪式类的遗迹。

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上山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和规划。上山遗址中，房址及埋藏完整陶器的遗迹均发现于南区，北区所发现的灰坑，均为垃圾填埋坑。下汤遗址下层发现了集中分布的石磨盘，可能为专门的农业加工场所。

到了上山文化的中晚期，聚落呈现了更复杂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出现了环壕和数量较多的“陶器坑”“陶器堆”。经过调查和发掘，发现环壕迹象的有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桥头遗址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为自然河道，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上，除了发现有墓葬、建筑遗迹及疑似与陶器烧造相关的遗迹外，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陶器坑”“陶器堆”。有研究人员对桥头遗址陶器内的多种残留物进行了分析，认为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曲酒。

所谓“器物坑”“器物堆”在上山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中晚期获得了较大发展。关于其形成原因和性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综合其分布形态和空间关系，初步判断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

上述现象不仅反映上山文化早在一万年前就已进入定居社会，而且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独一无二的遗址群，已呈现较为复杂的村落形态，是研究东亚地区农业社会初萌期的珍贵样本。

稻作农业起源地

上山等遗址保存了丰富的、具有驯化特征的稻遗存，它证明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住在远古大陆东部的人类先民，已经认识稻的食物属性，并初步掌握了稻作的技术，开始了稻作农业的实践，这是人类文明所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上山文化遗址的稻作农业证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栽培稻遗存的普遍发现

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器中，羼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这些羼和的稻壳是一种砻糠，即脱粒取米后的碎壳。在上山遗址陶器羼和料中，发现既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也有具有栽培稻（粳稻）特征的小穗轴，小穗轴特征不仅是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最佳标准，也是区分栽培稻两个亚种的重要指标。稻壳中保留的小穗轴特征具有明显的驯化迹象，证明了上山文化已出现栽培稻。到了上山文化晚期，小穗轴所体现的栽培特征更为确定。

水稻植物硅酸体分析也证明上山文化稻谷经过了驯化。植硅体分析法已经成为稻作起源和水稻驯化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稻运动细胞硅酸体呈扇型，对于鉴别水稻植硅体的驯化水平而言，扇型植硅体的含量、大小及鱼鳞状纹饰十分重要。扇型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状纹饰是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典型特征。研究者认为，野生稻和栽培稻扇型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状纹饰不同。前者一般少于9个且多变不规则，后者一般8~14个。实验室分析表明，上山文化时期双峰型植硅体已有27%被判断为驯化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鱼鳞状纹饰大于9的水稻扇型植硅体数量达到15%，说明上山文化阶段已出现水稻驯化的行为。

水稻的收割和脱粒工具的普遍出现

夹炭陶的水稻植硅体中发现来自稻叶的植硅体，这证明当时已经开始了连稻叶稻秆一起收割的方法。对石片石器的植硅石和微痕分析证明了上述判断。在抽样选取的上山遗址石器中，石器的刃部普遍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高倍显微镜发现的微痕显示，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片石器等器物上，发现有收割禾本科植物的迹象，有理由认为这些石器是水稻收割工具。

尽管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小，但结果已证明上山文化时期人类已经出现对水稻的收割行为，表明对水稻的生长进行了干预。从微痕的形态判断，收割可能是以掐穗的方式。

残留物分析发现，遗址中出土的磨盘和磨球上也存在水稻植硅体，表明这两种石器具有碾磨脱粒的功能，同时，也用于碾磨橡子等坚果类食物，说明磨盘可能是一种混合型功能的石器。

从上述两点证据可知，上山文化已经符合稻作农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出现在整个上山文化遗址群，证明稻作文化已成为上山文化的核心内容。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上山文化的水稻田，希望为上山文化稻作农业提供更完整的证据链。

彩陶与信仰

彩陶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重要符号，仰韶、半坡、庙底沟耳熟能详，但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内容独特，传承赓续，自成一系。

上山文化陶器以红衣陶为显著特征，在这一陶系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了独特的彩陶。从工艺特征上看，上山文化彩陶可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红彩主要为条带彩，装饰于盆、罐类器的唇口或肩颈位置，最典型的器物是大口盆。这类器物外壁施红衣、内壁施乳白衣，口沿部位施一周颜色深红的红彩带，器形规整精致。乳白彩的纹饰更为丰富。主要见于壶、壶形罐、圈足盘和碗形器上，多见于前两类器物的肩颈部和后两类器物的腹部，施于陶衣之上，触摸有隆突感。

从内容上看，彩陶纹饰见有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点彩等。太阳纹是指代最为明确的具象符号，体现了对自然界宇宙、天体的关注甚至崇拜。短线组合纹是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是最早的数卦，这类彩陶主要出现在桥头遗址和湖西遗址。

上山文化的神秘图符在后续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中都得到了传承，最为典型的是太阳纹，这一观念形态和精神信仰，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在我国的东部史前文化中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新时代的上山文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上山文化的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等系列工作，上山文化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研究方面

1.科学规划、系统实施

鉴于上山文化的重要价值和研究现状，按照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整体部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申报了《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重大课题。本项目旨在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状况、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稻作农业起源及早期农业社会形成过程，阐述这一地区在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早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总目标下，根据浙江、江西、湖南的考古工作基础、研究现状，对未来十年三地的考古工作作了科学规划，即将进入系统实施阶段。

具体到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而言，我们将“点面结合、上下求索”。“点面结合”是指通过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掌握上山文化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选择典型性遗址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系统发掘，以复原和重建上山文化的聚落和社会。“上下求索”是指围绕上山文化的源流，着重寻找上山文化的来源和解决它与跨湖桥的关系问题，完善文化谱系，回答本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机制、过程、道路。

2.构建全方位、科学有效的多学科合作体系

在以往的上山文化研究中，已较广泛地开展了以考古学为本位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但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和研究目标的提升，特别是复原和重建上山文化聚落和社会目标的提出，需要构建更多角度、更多层次、更多方位、更为有效的多学科合作体系和机制。为此，在项目实施之前，以项目为整体，根据课题目标，组建了全面、稳定、高水平的多学科团队，负责项目的全程实施。同时，将从方法论上科学、严密地设计多学科合作的路径特别是取样的设计、推导的逻辑等，保证科技考古成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立足长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稻作农业起源与农业社会的发生是具有全球性尺度的重大问题。要在解决上山文化的区域性研究的同时，将这一研究过程和成果置于长江流域、中国、东亚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去比较世界各文明中心农业起源与农业社会发生的机制、道路的异同，在社会与文明演进的宏观进程中去理解农业对于世界文明的哺育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如此，才能更加深刻地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保护与利用

为加强上山文化遗址的保护及向世界展示上山文化的价值，浙江省委省政府把上山文化作为文化浙江的重要载体，确立了上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目标，努力将其打造成新时代浙江文化高地中的金名片。目前已成立了浙江省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城市申遗联盟、上山文化考古遗址联盟，构建了省、市、县三级联动，行政部门、职能部门、业务部门三位一体的高效工作机制。同时，加强对上山文化遗址和遗产的利用，目前正在建设义乌桥头、仙居下汤、永康湖西等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并积极申报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升级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新百年，新征程。上山文化走过了20多年的研究历程，它凿破了万年洪荒，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上山文化正按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宣传、转化六位一体的科学理念开拓前行，登高致远。

（执笔：仲召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