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视为祥瑞之兽。古人借“鹿”与“禄”的谐音,象征福禄常在,官运亨通。至清代,吉祥双关含义的装饰图案日渐盛行,宫廷制作了各种以“鹿”为题材的器物,备受帝后喜爱,被誉为“千古第一瓷”的百鹿尊便是一例。
所谓“百鹿尊”,因器身绘有“百鹿”而得名,是乾隆早期专为宫廷制作的陈设用瓷。如果把百鹿尊腹部画面横向展开,犹如一幅山水长卷:林壑幽美的山野之中,神态各异的小鹿,或奔跑、或嬉戏、或觅食、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四周衬以参天古树、山川溪流。此情此景,与清廷举办木兰秋狝的环境极为吻合。据记载,每当狩猎开始,先是头戴鹿头、身披鹿皮的八旗兵在树林里模仿“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群现身。一旦群鹿出动,众人则合围猎杀。乾隆皇帝对于木兰秋狝甚为重视,令宫廷画师把实况记录下来。景德镇工匠照着画卷,将百鹿奔腾的场景展现于百鹿尊上。
木兰秋狝,是清廷每年秋季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大规模狩猎活动。满语中,“木兰”意为“哨鹿”,“秋狝”指秋天打猎,可见狩猎最主要目标是鹿。木兰围场,位于河北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地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交界处。围场北面是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坝上高原,南面是地势较低的燕山山脉。这里重峦叠嶂,气候温和,加之森林密布、河流纵横,野生资源丰富,适宜各种飞禽走兽生长活动。纵横交错的地形,集合了北方各季代表性景观,春天花满地,夏天水草丰,秋日层林尽染,冬日白雪铺地。早在辽代,这片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原野,就是蒙古君王围猎避暑的地方。1681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清朝前半叶,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几乎每年秋天皇帝都会亲率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此举行木兰秋狝大典。当然,木兰秋狝并非单纯的狩猎娱乐,而是以狩猎方式演练军队,使八旗官兵保持骁勇善战的锐气,抵御骄奢颓废等恶习的侵蚀,做到安不忘危、常备不懈。木兰秋狝全过程分为布围、观围、行围、罢围四个环节,有一套严格细致的程序,规模宏大。每逢此时,木兰围场就成了战场,百骑并发,弓箭齐鸣,围猎官兵左奔右突,呼啸山林,时而人兽交斗,时而围追堵杀,酷似一场短兵相接的实战演习。有清一代,从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间,举行木兰秋狝一百零五次,道光皇帝继位后,这项活动才停止。
从康熙开始,清代帝王每年夏季都会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直到秋狝之后再返回北京。乾隆皇帝对于秋狝大典尤其重视,自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狝次数达四十次之多。他还命令宫廷画师把木兰秋狝的盛景记录下来,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射鹿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百鹿图》可为佐证,两幅长卷均为当时的宫廷画师所绘。另外,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的《乾隆木兰哨鹿图》《乾隆射猎聚餐图》,表现的也是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去狩猎的情景。那么,乾隆粉彩百鹿图尊所参照的蓝本,到底出自哪位宫廷画师之手呢?经观察对比,波西米亚传教士画家艾启蒙所绘的《百鹿图》,无论从构图以及中西合璧的绘画技法,都与此尊上的群鹿图十分契合。波西米亚人艾启蒙于“乾隆十年(1745)奉旨进京”,时年38岁,因“西法中用”得到朝廷器重和皇帝欣赏。艾启蒙之《百鹿图》盖有“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和“乾隆御览之宝”四方印章。据考证,此幅长卷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系奉命而作。这种清宫特有的中西合璧绘画风格,堪称创新之举。
乾隆年间,是清代官窑瓷器的鼎盛时代。对于瓷器烧造,皇帝极为重视,经常发布御旨,对一些瓷器的用途、造型、花纹提出具体要求。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事档》载,乾隆三年(1738)六月二十五日,皇帝曾下发153件瓷样让唐英照样烧造,并专门叮嘱“洋彩百禄双耳樽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这是最初一条关于“百鹿尊”的“指示”。被乾隆选为样本的“洋彩百禄双耳樽”,是一件明万历年间的青花制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传世所见中,乾隆年间的百鹿尊的确有“不要耳子”的,日本静嘉堂美术馆就藏有一对。但是后来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再也未见乾隆皇帝提“不要耳子”之事,说明他通过比较,接受了装饰双耳比“不要耳子”更为美观的事实。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于百鹿尊的格外关注。这件事也是乾隆皇帝直接督导设计瓷器的一个典型例证。
粉彩瓷初创于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瓷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品种。乾隆年间的粉彩瓷,综合了康熙与雍正两朝的制瓷工艺而愈发精进。粉彩的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并与绘画技法紧密结合。“玻璃白”是一种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具有乳浊效果。画出的图案,可发挥渲染技法的特性,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从而增强表现力,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这一点,由乾隆粉彩百鹿尊即可见一斑。百鹿尊上,鹿而有百,即成“百禄”,寓意加官进爵,权力显赫至极。另外,百鹿尊上还绘有参天松柏(象征“寿”)、溪流奔腾(象征“喜”)等意象,一件瓷器,将“福禄寿喜”之类吉祥符号,完美地集于一身,不仅是皇家尊贵地位的显示,也充分体现了乾隆官窑精品的时代风貌和技法水平。百鹿尊不但造型独特,描绘亦十分精细。纹饰虽繁缛,布局却疏密有秩。据记载,百鹿尊绘图有“一鹿三千笔”之说——鹿身上的毛,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绘瓷艺人将鹿毛的画法,形象地称之为“介字点撕毛”——每一笔按照“介”字或“个”字的字形来画。鹿身上的毛,一般得画三四层,才能出现毛茸茸的质感。画面上一头小鹿,也许才不过五、六厘米,却不知多少笔才能画出。所谓“一鹿三千笔”之说,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其复杂精细程度可想而知。更令人称道的是,百鹿尊的装饰效果虽华丽富贵,却又雍容典雅、清新不俗,不愧“千古第一瓷”之誉。
据说,乾隆六十寿诞时,群臣祝寿,乾隆谕旨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进宫拜请百鹿尊。但是备受皇家重视的乾隆朝粉彩百鹿尊,虽然多次受命制作,存世数量却不多,只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有藏。这些馆所藏百鹿尊,也存在一些差别,如耳部有红彩及蓝彩之别。在微妙的差别之间,可以读出不同的时代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