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是中华邮政于1932年6月3日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募款而发行的纪念邮票，其志号是“民纪8”，全套共4枚。这套邮票在我国邮票发行史上意义深远：其一，这是第一次为学术团体和科学考察活动发行的纪念邮票；其二，第一次在邮票上出现中文和拉丁文对照；其三，采用名画作为邮票图案，尚属首次。

说起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般是指1927年至1933年由中国和瑞典合组的科学考察团。这次科学考察，不仅是中外科学家合作交流的重大事件，而且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的考察，足迹遍布中国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在气象观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诸如，袁复礼在新疆发现的大型恐龙化石，贝格曼在额济纳发现的大批居延汉简，霍涅尔和陈宗器对罗布泊的考察等，当时就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而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大铁矿和郝德等人收集的气象地理资料，对中国西部的经济建设、航线开辟、公路交通及丝绸之路的复兴影响深远。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个在中国科学考察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考察团，却被抛在了无人问津的角落。早在2005年，科考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先生的家属把一批有关考察团的书画资料，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2017年,适逢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九十周年，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让公众对此事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鲁博展览主创人员付出大量心血，多方查找资料，潜心研究，在兄弟单位及考察团家属的大力支持下，推出了“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90周年纪念展”。展览共展出文物80余件，图片100余幅，其中不乏许多珍贵的文物与史料，这套西北科考团邮票便是为此次展览而特意征集的。

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于经费不足，经蔡元培先生于1929年3月18日出具第431号公函，向交通部建议发行西北科学考察团邮票：鉴于该团考察西北科学事务，实为创举，两年以来，已有相当成绩，因此请发行纪念邮票，意在“引起国民对于学术探查之趣味，并显示政府提倡之意”。呈文中提道：“拟请交通部印行考查团纪念邮票约五千元，由团依照票面价值购回，备在考查区域内贴用，此项邮票花纹，中央拟用骆驼队，四角则印明价值，右旁直栏印‘中华民国邮政’六字，左旁直栏印‘西北科学考查团’七字，上下两横栏印拉丁文‘EXPEDITIO SCIENT SIN KIANG’字样，所以用拉丁文者，取其无国籍，为学术界通用之语言。”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邀请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杜万里先生进行设计，定稿后，由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为节省设计费用，未采用原计划的骆驼队图案，改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元代名画《平沙卓歇图》为主图，雕刻凹版。

《平沙卓歇图》，作者佚名，原画横23.9厘米，纵20.4厘米，绢本，水墨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见沙漠中数骑行旅，立幡欲歇，行囊卸定，黄沙浩瀚，充满了浓郁的草原情调，恰如一派塞外荒漠的寥廓风光，绘出了契丹族游牧狩猎的真实面貌。“卓”，立的意思，“卓歇”就是支起帐篷休息。或说，“卓”即卓午，即旅途午休的意思。画面描述了元代北方契丹骑士在大漠中生活的情景，以驼队为伍的契丹族骑士，经大漠跋涉劳顿来到了这片水草丰茂的地方，竖起旗幡，铺好毡毯，正欲午歇。整幅画面构图简洁、生动，以高度的概括性，准确的透视关系，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仅抓住小憩这一个镜头，就充分表现出牧民强悍、粗犷的性情和塞外广阔无垠的风貌。

在邮票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幅左侧高竖一支幡旗，代表了考察团驼队的标识。图中的人物，有持杖而立者，有平卧小憩者，另有二人背倚行李侃侃而谈，还有一人在生火烧水，背景上的几匹骆驼颇富有生活情趣。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范围正是在这一区域，因此，使用这幅画作为邮票主图恰如其分。

纪念邮票的左右边框为嘉禾，四角印面值。图案下面有汉文和拉丁文对照，全套4枚同图，1角深蓝，5分玫紫，4分橄绿，1分橙黄。此套邮票当时共印25000套，赠送邮联各国500套，拨给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邮局共1500套用于发售，其余除留存备用外均以面值售与考察团，后者可加价按5元一套出售给集邮者，收入用于补助该团考察经费。该套邮票无论设计还是印刷都极其精美，而且是中国首套名画邮票，存世数量十分稀少，一直是民国纪念邮票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