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神农氏被尊为农业的发明者。《周易·系辞下》中说：“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在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上，刻有神农氏手持双齿木耒，教民耕田的形象。神农氏对史前社会的一大重要贡献就是制作出了耜、耒等农具，直接推动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农具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工具对于农业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并从事生产劳动。近日，在山东省博物馆推出的“文明之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滕州岗上遗址考古发现成果展”中，展出有300多件（套）出土器物，都是史前人类日常使用的工具。

石器：挥舞石制砍斫器的原始人

在数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由于技术限制，先民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多是盲目且随意的，效率不高。为了提高采集植物籽粒和狩猎的效率，他们需要一些工具，随处可见的石块，便是最趁手且易得的工具。将石块进行简单加工改造，就能得到可以使用的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工具。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许多文化遗址中，已经能看到这些造型原始、制作粗糙、类型简单的石器，这些器具形制不固定，因而常常存在一器多用的情况。

“新考古学派”提出了“工具套（tool-kit）”这一概念，指为了某种专门目的而创造制定的工具，即专门化的生产工具。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形制相对统一的“工具套”雏形，这些专门化的工具组合，帮助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更广幅地利用资源，迈入下一时期。

在岗上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就充分体现出专门化工具组合的特点：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器型规整，器类较多。制作这些石器往往要经历选材、打制或切断成坯、琢磨或磨制成形、局部加工（如穿孔）等多个流程。岗上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有石铲、斧、钺、凿、纺轮等多种类型。

木器：尖头木棒也是“农神”的一员

追本溯源，人类对于工具的使用，是从拣取自然界中存量最多、获得最方便的树枝和石块开始的。树枝削成木器，石块磨成石器，早期的生产工具就这样成型。《国语·鲁语上》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有学者认为，“烈山氏”指放火烧荒，“柱”指挖穴点种的尖头木棒。佤族神话中，也有对尖头木棒的崇拜，认为尖头木棒是“农神”的一员。可见，在原始社会中，重要的木制工具已经被赋予了神话色彩。

木制工具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十分常见，但由于木制品易朽，难以保存，因而相关的研究资料并不丰富。岗上遗址发现了史前最早的枕木和放置随葬品的木制器物箱，这些木制器物为中国棺椁制度的发展演变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陶器：划时代的崭新工具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对于漫长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而言，他们学习和使用的器具，大多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和使用功能，都与狩猎和采集活动密切相关。但陶器的形态特征和使用功能与此前的器具都不同，它代表的是重塑崭新的造型和“质”的变化，是人力改变天然事物的开端，因而陶器的使用与狩猎和采集活动关联度较低，一般属于狩猎、采集外范围的延伸。清马骕《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神话传说中，神农氏为民制陶，陶与斧斤并列，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

旧石器时代晚期偏后的阶段，陶器开始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缓慢发展。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已经成为手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进入专业化生产阶段。岗上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陶、红陶为主，中期墓地见有少量彩陶，晚期墓地发现大量成套明器，典型器物有鼎、觚形杯、鬶、盉、豆等。

骨角牙器：碎裂骨角的二次生命

动物是史前人类最常利用的资源之一，它们为人类提供肉、皮毛，它们的骨头、角、牙等也可以制成用于渔猎和缝制衣物的工具，或装饰品。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已经有打制骨器的存在，北京山顶洞、朔州峙峪和哈尔滨阎家岗遗址中均发现过带有打击疤痕的骨头。人类利用肢解和消费动物过程中产生的破裂骨头，对其锋利边缘或尖端进行简单的打击修理或直接使用，使其成为权宜性的工具。处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骨、角、牙器加工技术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此时骨器制作一般截取动物肢骨，角器一般截取鹿角，牙器一般选用猪和獐的獠牙或象牙加工而成。岗上遗址发现有骨锥、骨针、骨镞等工具，束发器等装饰品及鹿角杖、龟甲器等礼器。

玉器：鲜艳细腻的石料异类

早期原始人类，捡取身边随处可见的石块进行打制，让其变得锐利，从而方便采集食物和猎取兽类。人们在使用石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石材的质料各有不同，多数石材笨重坚硬，有少数却比较特殊，色泽鲜艳，质地细腻。人们对这些特殊的材料十分珍视，将其琢为细致的用具，与普通的生产工具区分开来，玉器便由此产生。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玉工具以外的玉器，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一块玉玦，距今约8200-8000年。

《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不同等级的人们能拥有和佩戴的玉器数量、形制都有所不同。可见，玉器是等级分化、权力财富的标志。海岱地区是礼制的重要起源地，在后李文化时期就发现了玉器具，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玉器数量大增，且种类丰富，不仅有小件的玉饰，亦见较大的礼仪类玉器，玉器制作已向专业化发展。岗上遗址发现的玉器数量和形制，既存在等级差异，又存在性别差异。这些玉器具以钺、环、牙璧、琮为主，还有更精制的兽面纹冠饰、玉笄、牙璋等，它们多数不具有实用价值，仅作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使用。

这些珍贵的考古材料，多方面地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先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工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手工业是国家“六职”之一，足可见手工业的重要性。这些在岗上遗址发现的各类手造工具，正体现着古代中国手工业制造技术的专门化、精细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