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传播和交流往往是双向的，相互的，史前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流也是这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谈到文明起源的形式时，曾经说道：“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

关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流，王仁湘先生在研究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彩陶纹饰时，在他的《红山文化彩陶识赏》一文中也谈到相似的说法：“ 红山文化的彩陶有可能对仰韶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在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曾出土一片钩旋纹彩陶，纹样风格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别明显，类似彩陶在仰韶文化遗址很少发现，但它确是红山文化彩陶流行的图案，可能是直接由红山文化引入的题材。”而“红山文化彩陶虽然特点鲜明，但感觉彩陶似乎是突然出现的，因为在西辽河流域的前红山文化中，没有发现更早的彩陶。这样看来，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最有可能是周边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例如红山文化彩陶中的宽带纹，应当与南边仰韶文化的影响有关。”

除了彩陶，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相互影响的事例还有玉器。2020年8月22日开始，由河南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的仰韶村遗址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据仰韶村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李世伟介绍，在遗址最新考古发掘中，除首次发现草拌泥红烧土墙壁、疑似水泥的房屋建筑材料外，出土文化遗物也非常丰富，有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参观发掘现场时，对一件略残的出土玉环（图1）格外注意。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东北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风格，外侧边缘磨薄起刃，向内渐厚，非常珍贵。此前，仰韶彩陶也深深影响了红山文化彩陶，这说明5000多年前中原与东北两地之间就有了较密切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与这块残缺玉环摆放在一起的另一件制作精美的“镯子”（图2）更是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镯子造型跟红山文化时期玉镯极为相似，内壁是直的，外表是弧形，在凌家滩、良渚也有相似的玉器，这个工艺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刘国祥说。

仰韶村遗址自1921年发现以来，先后经过1921年、1951年、1980-1981年、2020-2021年共四次发掘，出土了众多的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这次发现的玉器尚属首次。这些玉器精致美观，充分运用了钻孔技术，显非普通人的用品，应属等级较高的稀珍物品。连同该遗址发现的经过精心处理的房址居住面、玉钺残片等其他较高规格的遗迹遗物，表明仰韶村遗址应非普通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而曾是一定层级的中心聚落。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 这次发现的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艺的相似性，不仅提供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流的又一实例，而且是在仰韶文化的首次发现和命名地出土，其意义和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