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于国博开展。展览展示了中、韩、日三国各具特色的古代青铜器约50件（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集中展示了国博馆藏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蔡昭侯时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以此阐释先秦时代礼乐文明的深厚内涵。“韩国古代青铜文化”和“日本古代青铜文化”选取的文物跨越时代较长，器物门类丰富，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两国青铜文化诞生、发展、演进的脉络。本文介绍部分重点文物，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蔡侯青铜鼎（图1） 这件鼎是蔡昭侯墓发现的鼎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且此种样式的鼎在该墓中仅出土一件。学者们一般将这种形体硕大的鼎称为镬鼎，其功能是用来烹煮食物或牺牲。这件鼎的底部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可见的确曾用作烹煮器具。器盖内铸有铭文“蔡侯申之飤  ”，表明这是蔡侯申的礼仪性食器。铭文最后一个字是鼎的一种专用名称。

蔡侯青铜升鼎（图2） 升鼎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只有国君级别的高级贵族才能使用。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此形青铜鼎7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属配套使用的一组列鼎，与蔡侯申的身份、地位相匹配。出土时，每件鼎中均附有一件青铜匕，器腹内壁铸有铭文“蔡侯申之滆  ”。铭文最后一个字是鼎的一种专用名称，即升鼎。

蔡侯青铜方壶（图3） 这件壶是蔡昭侯墓出土的2件方壶中的一件，盖顶作镂空莲瓣形，颈部有蟠螭纹，两兽形耳，以四伏兽作足，姿态流畅生动。壶颈内侧有铭文“蔡侯申之滆壶”。这件方壶体量较大，气势恢宏，充满了浓郁的复古气息，其腹部所饰田字格纹及颈部略呈梯形的连续纹带，均是流行于西周晚期青铜壶上的装饰元素。

蔡侯青铜方鉴（图4）、缶（图5） 蔡昭侯墓共出土鉴、缶组合4套，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式样。方缶置于方鉴之中，圆缶置于圆鉴之中。此套方形鉴、缶器身均饰以红铜镶嵌的兽纹，这种风格的铜器多见于春秋晚期一些高等级墓葬。方鉴的口沿部位有铭文“蔡侯申之尊匜”，尊缶的盖、器口部位均有铭文“蔡侯申之尊缶”，表明这些都是蔡侯之器。

韩国古代青铜文化

多钮细纹镜（图6） 韩国青铜时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3世纪），韩国咸平草浦里遗址出土，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藏。此器出土于韩国咸平草浦里遗址，该遗址与和顺大谷里遗址均为韩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武器和铜铃，包括细形铜剑、细纹镜、双头铃等。该遗址出土铜镜3件，均为施纹精致的细纹镜。

这件多钮细纹镜背面附带两个低矮的半环形镜钮。铜镜的纹饰可划分为内、中、外三圈，均为几何形纹饰。外圈环绕交错的三角锯齿纹，中圈、内圈装饰着密集排列的交错平行线纹。与韩国细形铜剑文化相同的是，该形制的铜镜也主要出土于清川江以南地区。通过文化交流，细纹镜、细形铜剑文化逐渐传播至日本列岛。

漆鞘青铜剑（图7） 韩国原三国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韩国昌原茶户里出土，韩国国立金海博物馆藏。此器出土于昌原茶户里1号墓，这是公元前1世纪韩国原三国时代的代表性遗存，其木棺由350年树龄的橡树劈开后掏空内芯制作而成。其墓主人可能是当地首领，随葬品丰富，除青铜剑、铁剑、板状铁斧等遗物之外，还发现了由中国、日本等地传入的舶来品。木棺之下的竖穴坑用于放置随葬品，该青铜剑就出土于此处。

此青铜剑为剑身较窄的细形铜剑，剑柄和剑鞘为木质，残留有刷漆痕迹。剑鞘的横截面呈凸透镜状，两块涂抹黑漆的木板中间夹一根木芯。剑鞘可分为四节，每一节均以金饰相接。与乐浪漆器不同的是，该剑的剑柄、剑鞘表面并未涂抹底漆，而是直接将漆涂抹于木板之上。涂漆技法较为原始，不仅用于展现光泽，同时兼具防水和防腐功能。这种漆器文化和制作技法，可以说是茶户里别具一格的文化因素。

青铜钟（图8） 韩国高丽时代（918-1392），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出土，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这是迄今发现的韩国历史上最早的高丽时代的梵钟。此钟既继承了统一新罗时代梵钟的形制，又体现出部分高丽时代的文化因素。该钟由器身、龙钮和音筒组成。龙钮为昂首远眺的龙，嘴衔如意珠，为高丽时代的新风格。音筒呈竹节状，可分为5个部分，饰唐草纹和宝相花纹。钟的天板边缘装饰多瓣莲花纹，钟肩和钟裙饰以莲花纹和宝相唐草纹。器身下半部分装饰着相互交错的撞座和飞天（合掌且脚踏祥云）。梵钟下端的飞天和撞座之间留有一个牌位型铭文郭。根据铭文内容可知，该梵钟制于圣居山天兴寺，年代为辽代统和二十八年，相当于高丽显宗元年（1010）。

青铜香炉（图9） 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出土，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这是一件由圈足、喇叭状柄、外折平沿、圆筒形器身组成的香炉，又称香垸。它继承了高丽时代的香炉形制，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香炉。此香炉的形制与高丽时代后期之器较为近似，但微鼓的器足、器身却具有朝鲜时期早期的风格。此香炉是目前保存完好且年代较早的朝鲜时代的青铜银入丝香炉，融合了高丽时代晚期元素与朝鲜时代早期元素，体现了佛教背景下与王室祈愿、信仰有关的内容。

香炉表面刻有铭文：“大明洪武三十年丁丑，朝鲜国开国祖圣朝中宫神德王后本乡晋阳大都护府裨补禅刹青谷社普光殿香垸敬造。青谷重创比丘尚聪全，为百分常住僧堂所大藏印成，常转法轮，广度众生，同愿驾洛府院君金师幸、赞成事金溱，入丝金信刚，青铜夫金。”根据铭文可知，此香炉是为祈祷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在位）的王妃神德王后（1392-1396年在位）之冥福而制造的，发愿者是金师幸和金溱，镶嵌银丝的是金信刚。

日本古代青铜文化

青铜铎（图10） 日本弥生时代中期（公元前2-前1世纪），日本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妹出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铜铎是一种铃状的青铜祭器，弥生时代中后期（公元前2-公元3世纪）在聚落中的祭祀仪式上使用。与武器形青铜器的分布状况不同，铜铎主要分布在位于日本列岛中部的近畿地区及东海地区。铜铎各部位的装饰与同一分布区域内陶器及木制品上的纹饰相近，同时，由并排成列的三角形构成的锯齿纹及连续的涡纹等则被认为是独具特色的铜铎纹饰类型。

日本铜铎的祖源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的小铜铎，日本列岛上最早出现的铜铎承担着乐器的功能，悬提铜铎，通过振动其内部的棒状舌发出鸣响。但是，在弥生时代后期（公元1-3世纪），人们越发重视其外观形象，因而铜铎逐渐向更大型化、更华丽的方向转变。此件兼具乐器、祭器功能的铜铎能够体现出其在功能变化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鼍（tuó）龙镜（图11） 日本古坟时代中期（4世纪），日本新潟市菖蒲塚古坟出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从4世纪左右开始，在日本本土仿制的中式纹样铜镜逐渐成为古坟中引人注目的随葬品。鼍龙镜是参照中国环状乳丁神兽镜的纹样制成的。以围绕乳丁分布的回首状神兽纹为特色，新时期制作的铜镜图像均与此镜类似，神兽与神像共用头部，并将其作为一组图像来表现。另外，从中式铜镜图像中继承而来、用于分割内外区域的环形里，原本存在于中式铜镜上的吉祥词句消失了，改以半圆方格带状纹饰填充。像这种原本的图像逐渐解构，但取代它的纹样在设计、制作方面都十分精致、巧作频出的现象，也是此时日本铜镜的一大特征。现存的鼍龙镜中，直径最大的可达44.5厘米，与其他镜子相比显得体量巨大，在当时的日本列岛被视为铜镜中的珍品。

旋涡形青铜器（图12） 日本古坟时代中期（4世纪），日本神奈川县平塚市真土大塚山古坟出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观察本件器物可见，围绕着中心区域有4根扁平的钩形脚，呈放射状排列。器物中心的圆有类似真土大塚山古坟出土器物那样呈圆锥形的，也有类似赤妻古坟出土器物那样呈扁平状的，后者时代较晚。在这些旋涡形铜器中，器物中心呈圆锥形的，其内部有棒，器物中心呈扁平状的，其中央有孔，说明这些旋涡形铜器是用绳带系扎在盾牌或箭筒上的装饰品。

古人似乎认为尖锐的东西可以用来驱除邪祟。可能因为旋涡形铜器上有尖锐的钩形脚，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强力辟邪功能的装饰物，所以常用于装饰武器。关于旋涡形铜器形状的起源有很多说法，近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是，这种铜器是以冲绳群岛附近的一种名为水字螺的海螺为原型制作的，这种螺拥有6支十分尖锐的管状棘。

（整理：卢阳 图片：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