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3年夏灵武发现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并进行首次系统发掘为开端，宁夏现代考古学已走过近百年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几代宁夏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在塞上大地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宁夏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至宋元考古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和重要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考古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的安排部署，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相继开展了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鸽子山遗址、宁夏隆德沙塘北塬新石器遗址、开城安西王府长虫梁城址1号基址、姚河塬遗址、隆德周家嘴头遗址、贺兰山苏峪口瓷窑址、盐池张家场城址等考古发掘项目，开展了彭阳红河流域、隆德渝河流域、六盘山东麓、贺兰山东麓、罗山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专项考古调查等。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荣获“优秀考古工地奖”，水洞沟遗址、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开城安西王府遗址、西夏六号陵地面遗迹考古发掘等项目入围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二十项。鸽子山遗址、姚河塬遗址均成功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分别荣获全国田野考古一、二等奖。姚河塬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21年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宁夏持续推进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2001年以来，先后出版考古报告、学术论文集36部。《西夏六号陵》荣获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彭阳海子源墓地发掘报告》等多部报告和论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三等奖，《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获得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首次在考古调查工作中引入数字化技术，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树立规范。

在开展考古工作的同时，为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不断加强文物保护，相继组织开展同心倒墩子、王大户青铜器修复保护项目，固原南塬M1401墓葬出土壁画文保修复项目和固原城西墓地出土金属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等，修复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

为适应新时代考古事业发展的趋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不断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近十年先后引进硕士学历人才16人、博士学历人才1人，自主培养博士3人、出站博士后1人，硕士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达到50%。先后选派多名业务骨干赴日本、伊朗、俄罗斯等国家的相关机构研修，参加联合考古，依托宁夏文物考古院士工作站、文化名家工作室等载体平台助推人才成长。多名专业人员先后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科领军人才、文化部优秀专家，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塞上英才”，自治区“313人才”、青年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等。同时，紧跟学科发展新形势，放眼全国，加大科技考古投入力度，建立科技保护实验室，积极探索科技考古应用新路径。此外，积极加强同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学术交流合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一流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考古发掘方面保持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围绕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历史、语言、文化，先后举办了三次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极大提升了宁夏考古知名度和影响力。

近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单位”“文化系统先进单位”“王冶秋、郑振铎文物保护奖先进集体”“宁夏回族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先进单位”“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在新时代宁夏考古取得的重要成就中，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和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因其多样的文化遗存和独特的学术价值闻名于考古学界，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丰富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鸽子山——西北地区史前遗址的远古遗珍

鸽子山遗址位于宁夏青铜峡市贺兰山前鸽子山盆地东缘，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鸽子山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发现及发掘过程

1984年，青铜峡市文物普查队在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鸽子山遗址，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地点，发现了石器、红陶片及灰陶片。1990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惠民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实地调查。除了石凿和红陶片外，调查组还发现采集了411 件人工打制的石器，将其确定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段的遗址。1993年和1995年，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了再次探查，共发现了13个地点，采集了大量标本，同时对遗址其他地点进行了小范围试掘，获得数百件石制品及动物化石。鸽子山遗址的初步考古工作已经揭示了其重要性，此时，相应的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很好的揭露与阐释，主要表现在：第一，出土遗物的时空关系并不是很清楚，大石片与细石器工业的叠压关系未能从发掘报告中得到很好的介绍；第二，文化遗物没有系统分析，缺乏多学科交叉研究，相关文化信息没有得到深入挖掘；第三，已发现13个地点空间与时间上的相关性不清晰。

2013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始对鸽子山遗址展开考古调查工作。遗址地处沙漠边缘地带，长期受风沙侵蚀，13个地点分布较分散。在一些地点发现大量文化遗物，特别是在第3地点和第10地点采集到许多精美的石器、磨盘、磨棒等，同时也核实了一些地点由于长期自然风蚀地层堆积很浅，不具备进一步工作的潜力，同时调查还新发现了第14地点。由于当时考古工作没有深入开展，遗址核心区域和边界范围至今不清晰，只是在个别地点圈定了保护范围。系统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可望为遗址核心保护区的界定及关键剖面、部分的保护提供重要的考古学背景资料。根据调查与评估结果，选定鸽子山第10地点作为未来重点工作的区域，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对该地点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与支持。

2014年，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主持，与青铜峡文物管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并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遥感与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家单位多个学科背景的工作人员加入的联合考古队正式成立。

第10地点在20世纪90年代调查被发现时，地表原貌为一丘状隆起，有细小泉眼常年流水。2012年，在遗址核心区施工取水，坑内泉眼密布，常年有水涌出，形成人工湖作为水源。坑内的土堆放在湖的东、西、北三侧的原生堆积上。调查时发现大量磨盘/磨棒残段，细石叶产品、石片、装饰品等文化遗物散落于地表。根据该地点保存现状和研究目标，联合考古队制定了三年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2014年，在遗址东、西两侧布方发掘，摸清遗址现状原生堆积分布情况，揭露计划发掘区的文化层位，重点对地层进行详细划分，探讨地层和文化层的沉积特点和形成过程；获取文化遗物，并采用浮选法尝试获取植物遗存，为研究古人类石器技术和生存行为打下基础；同步采集年代和环境测试样品，为恢复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和环境背景提供素材。

2015年，在遗址北侧和东北侧布方发掘，探明现状文化层核心区，对地层采集样品进行粒度、磁化率、孢粉、植硅体分析；对出土标本进行观测和基础数据采集；对植物遗存和动物化石进行分析，获取古人类生业模式信息，分析狩猎采集群体经济形态和可能的变化趋势，分析干旱地区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技术能力、社会组织、认知能力的演化。

2016年，根据2014-2015年发掘情况，确定东侧的遗址现状核心区北部区域为主要发掘区，全面揭露出遗址的文化内涵，根据专家论证会的建议，在未来一年扩大发掘面积。

2017年，选择在核心区适当扩大面积发掘，力求全面完整了解遗址内涵。在发掘区之间建立完整的剖面数据；对2016年发现的呈直线分布的炭屑遗迹附近进行发掘，期待发现有规律的分布范围，为人类居住活动提供证据；对遗址第二文化层和第三文化层加大浮选采样力度；确定特殊文化遗物的准确层位（方解石装饰品/钻孔球形器等）。

发掘过程采用了数字化的方法，对遗物位置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利用了无人机，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数字技术全面收集相关信息。设计浮选土样的采样方案，对文化层内的每一水平层采用网格采样法进行大规模浮选，取得了丰富的文化遗物。

地层、年代及遗物遗迹

遗址地层共分5层：

1层：约4米现代工程扰动层，杂色砂土，出土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装饰品等。

2层：0～0.45米灰色细砂；0.45～0.65米白色条带状细砂，质地较坚硬；0.65～1米细砂中含有黄褐色铁锈斑及灰烬；1～1.2米灰色细砂，部分含植物根系，石制品多出土于该层底部1.2～1.3米深处。该层顶部和底部OSL测年结果分别为4.9ka及4.8ka。

3层：黄色细砂，约2米厚，含大量锈斑和植物根孔，下部出土较多石制品，也有一些火塘和灰烬遗迹。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时代约为10ka。

4层：灰褐色细砂层，约1.5～1.8米厚，含有一些植物根系，出土大量石器、动物化石、装饰品以及火塘遗迹，底部有泉眼涌水。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其时代约为11ka~12ka。

5层：红褐色砂砾石层，厚约0.2～0.4米，无文化遗物。

通过精心设计的发掘方案和获取信息手段，辨别出距今4800年、10000万和12000年的三个文化层位，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无陶）过渡演化的文化序列。这一时段出土的材料为研究我国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文化演化，特别是为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区域文化特点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并与水洞沟遗址一起构筑了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4万至1万年的文化演化框架。

出土各类文化遗物数万件，揭露灰烬、火塘、疑似柱洞等遗迹百余处。连续四年的系统发掘和多学科合作，对鸽子山遗址地层、年代和文化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精准的判断，而且还有了重大发现和突破性的成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得鸽子山遗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梁，成为考古界熟知的焦点。

多样化的生存模式

鸽子山遗址共计发现36处火塘遗迹和23个柱洞遗迹。火塘已经是具备完整的结构性火塘，火塘形状以边缘不甚整齐的圆形和椭圆形为主，直径在70厘米至130厘米。土色为灰黑色土，上部疏松，火塘中心部分土质有胶结，较黏，但仍为砂质土。火塘内主要包含为烧石、大块木炭、红烧土、石制品与较少动物化石。其中有12个火塘两两呈东南-西北方向分布。

如此大规模完整火塘的发现，在世界旧石器考古尚属罕见。火塘周围分布有12个大小各异的疑似柱洞的遗迹现象。部分中部及底部有烧石，含大量木炭块。底部土质较周围硬，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排列分布，应为当时居住性质的遗迹。

这些遗迹充分说明了当时古人类在鸽子山地区活动频繁，并努力改造自然条件，应对不利气候。同时，这些火塘的修筑结构不一致，有的是平地堆烧，有的是挖一浅坑堆烧，还有在火塘边用石块和砾石围筑一圈，这些形态不一的火塘是否有煮食、干燥、烧水等不同的功用？后期研究将逐步揭开这一谜题。更为重要的发现是鸽子山遗址在距今万年前的地层中揭露了20余处柱洞的建筑类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类遗迹，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十分少见，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居址形态和生存模式有重要意义。

鸽子山遗址采集和发掘出土磨盘/磨棒（完整及残段）上千件，同时系统浮选工作挑选出35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和数量极大的木炭进行鉴定，发现有11种草本植物和14种木本植物，为这些植物的悠久性提供了实证。

鸽子山遗址古代先民开发利用的植物资源种类较为丰富，包括：藜科、菊科、禾本科、堇菜科、百合科等科的草类植物资源和柽柳科、蒺藜科、胡颓子科、蓼科、蔷薇科、豆科、胡颓子科等科的木本植物资源。通过统计分析可知，产量高、可储藏的沙蓬和大籽蒿是鸽子山遗址古代先民主要食物来源，除此之外还有茎、叶可食的猪毛菜、沙葱以及丰富的果实资源，体现了鸽子山遗址古代先民的生存策略从“采食者”向“集食者”的转变。加工工具的出现和食物来源的组合为我们窥探先民们对植物资源的利用、饮食结构与生计模式等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丰富极致的艺术追求

鸽子山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细石核、细石叶、尖状器以及技术高超的装饰品。众所周知，在我国西北的荒漠地区，多年来的考古调查在地表采集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但却没有从地层中发掘出土多个时段、具有明确不同地层和年代框架的该类产品，致使对该类遗物的技术演化和时代特征研究一直停滞不前。鸽子山遗址在约1.3~1.2万年，8.3~4.8千年两个不同时段均出土有细石叶产品，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除了细石叶产品，鸽子山遗址的另一类重要文化遗物即尖状器。这是一类非常有特点的文化遗物，采用鹿角、木槌等工具对石质材料进行打击修型，使其成为有刃又有尖的器物，其用途可能与熟制皮革、切割等相关。而相似的器物在欧洲西部同时期梭鲁特文化中多有发现，制作技术却有差异。鸽子山尖状器很可能是该地区史前人类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符号，对于追踪早期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鸽子山遗址出土较多鸵鸟蛋皮装饰品和复杂纹饰鹿牙装饰品，反映了万年前古人类的审美和精巧的钻孔工艺技术。特别是数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钻孔装饰品，已经达到了人类手工制作钻孔串珠的巅峰，比起现代微雕技术也不遑多让，很可能是迄今世界范围内发现最小的同类装饰品。而马鹿牙齿上有钻孔和刻画的“井”字复杂纹饰，在中国鸽子山仅发现一枚。与同类装饰品在北美民族学记载的用途较为一致，说明鸽子山人群与欧亚大陆北部草原等地人群有着多次交流、文化扩散。

深入人心的文保意识

鸽子山遗址是一个大型的旷野遗址群，第10地点的考古发掘仅仅是揭开了鸽子山遗址价值的冰山一角。遗址的远古文化遗产和灿烂文明尚需要前瞻性的保护。青铜峡市政府和文物管理所组织制定了《鸽子山遗址保护规划》、建设了文物保护工作站、开设了小型博物馆、配备了文物保护专员，这些举措极大地保护了鸽子遗址，提高了知名度。鸽子山遗址群周边现已经布满茂密的葡萄园，这些葡萄园的建设从没越“雷池”半步，甚至将葡萄产业与鸽子山遗址相联系，打造遗址文化价值与周边生态价值及经济价值相结合的产业。

万年前，山脚下，泉水汩汩，芦苇摇摇，古人逐水而居，佩戴串珠，点燃篝火，美食飘香，歌舞不歇；而如今，大地上，葡萄玉润，硕果累累，今人辛勤耕作，挥洒汗水，美酒四溢，充满希望。

姚河塬——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

姚河塬遗址位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北部，地处六盘山（陇山）东麓泾水流域上游，坐落于其支流红河源头处的李儿河、小河、大河汇流切割的三角形台塬地上。该城址系2017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开展宁夏彭阳县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开展专题调查、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城墙、护城壕、高等级墓葬区、小型墓地、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区、道路、水网等遗迹，出土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象牙器、蚌贝饰、原始瓷器、甲骨文等珍贵文物，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确认姚河塬遗址面积92万平方米，有内城和外城之分，是西北地区目前首次发现的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邑城址，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贯穿了整个西周历史。

城墙、城壕

城墙位于姚河塬遗址区中部，呈南北走向，残存300余米，勘探宽度约6米，残高约1米。城墙的西侧则为护城壕，城墙和护城壕将整个城址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护城壕于城址内城北侧呈东西走向，在内城西北折转由北向南，整体呈曲尺形，最后注入小河。2018年、2019年，清理了城墙东侧的倒塌堆积，为土质致密的黑色夯土块，宽约4.16~6.18米、高1米。自西向东呈西高东低的斜坡状堆积，坡度较缓，在10°至20°之间。各地层出土遗物多为西周早、中期左右的器物，由于城墙被叠压于现代公路主干道下，墙体和倒塌堆积尚未进行解剖，墙体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倒塌废弃年代，都需要更进一步的解剖发掘来确认。

铸铜作坊

姚河塬遗址铸铜作坊区位于内城东北，处于第Ⅰ象限内，墓葬区的南侧，夯土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的东北侧。面积约4200平方米，2017年勘探过程中发现灰坑、房址、窑址、储水池等遗迹，对发现的部分灰坑予以清理，出土大量陶范，确认该处有铸铜活动。2018年对勘探发现的上述部分遗迹开展针对性的清理，发掘了窑址、道路、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熔铜渣、陶范、铸铜工具等，进一步确认了此处为铸铜作坊区。2020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了取土坑、储泥坑、水渠、储水池、踩踏面、墓葬、炉子、掺和料堆积等遗迹。结合2017年至2018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产业链性质的遗迹组合关系。目前总计出土陶范1000余块，可分为容器范、车马器范、工具范等，另有刻刀、磨石、石刀、骨锥等铸铜工具，熔渣、炉壁、范泥、鼓风嘴等遗物出土。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铸铜作坊区的相关遗迹主要是围绕作坊区中部的一个大型储水池和一条东西向的水渠（G2）分布，水渠的沿用时间较久，有过三次清淤行为。铸铜相关活动就是围绕着水渠的南北两侧以及中部的储水池来开展的。以水池为中心的东部区域水渠南北两岸分布有较多的过火烧结面、炉子等遗迹。在水渠北侧，距离水渠远一点的区域主要是大型的取土坑、掺和料堆积区、澄泥堆放区、烘范窑、临时性工棚、储泥坑、废弃陶范填埋坑等，从目前清理发掘的遗迹来看，在水渠北侧似乎是由东南向西北布设功能区，形成一条紧凑的产业链。作坊区的沿用时代从目前发掘出土器物判断，自西周早期开始至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在姚河塬其他区域亦发现有陶范、红烧土、铜锈渣等，且分布于一条南北向的水渠周围，分布较广，由此推断在西周中期之后，铸铜作坊区可能有过转移。

墓地

姚河塬遗址目前总计发现4处墓地，全部集中在内城东部的边缘区域。东北部、正东部各1处墓地，属高等级墓葬区。东北台塬下和东南部各1处，仅零星发现几座被破坏小型墓葬。目前所发现的4处墓地中，东北部高等级墓葬区已经全部清理结束，其余3处墓地各清理了1至2座数量不等的墓葬。

东北部高等级墓葬区位于姚河塬第Ⅰ象限东北部，共有墓葬43座，其中西周墓葬40座。按照西周墓葬的规模大小，可分为3个等级。其中甲字形大墓2座，竖穴土坑大型墓2座、中型墓14座、小型墓22座；另有马坑6座、车马坑4座；祭祀坑2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均南北向，活土二层台，大、中型墓葬均一棺一椁，小型墓葬为一棺，大、中、小墓葬普遍使用垫木。墓主肢骨散乱，墓室内普遍铺设朱砂，均有腰坑殉狗。大中型墓葬有殉人，整个墓地殉牲普遍，种属有马、黄牛、山羊、绵羊、雉、犬、兔子等。墓地的中部有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这种连通状况仅存在于墓葬的上半部分，有狭窄的过道相通。这是西周考古上第一次发现的新现象，较为特殊。为便于叙述和分组研究，依据彼此相互连通的墓葬形制，我们称之为“组墓葬”。所有墓葬填土均经解剖发掘，做到平剖结合，通过解剖的填土观察，这种互相连通的组墓葬之间不存在打破关系，属于同时下葬，通过DNA等分析，是一处家族墓地。这4组互相连通的“组墓葬”从墓葬规模及出土遗物来看，可能分属于四代诸侯国君的墓葬。姚河塬遗址第Ⅰ象限高等级墓葬区内的马坑、车马坑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绕着墓地的外围呈弧形埋葬，西侧为一段南北向的壕沟，为墓葬的兆沟。所有墓葬均没有突破马坑、车马坑以及这条兆沟的范围，形成了一个以马坑、车马坑、兆沟所组成的封闭茔域范围。墓葬出土少量青铜器、甲骨文，较多玉器、骨角牙蚌器、珠饰类装饰品、蚌贝类装饰品等。

研究进展

姚河塬遗址自考古发现以来，持续开展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揭露了高等级墓葬区、墙体、铸铜作坊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同时在年代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考古、古DNA、碳氮稳定同位素、锶同位素、马车复原等方面开展了多学科多维度的考古学综合研究。

姚河塬遗址第Ⅰ象限铸铜作坊区所发现的遗迹，各个生产环节均具备，如取土坑、水渠、水池、储泥坑、掺和料堆积、烘范窑、炉子等遗迹具备。出土陶范1000余块，可辨识的材料中，泥芯比陶范多，且陶范多为素面，多属车马器、工具与武器范，而少见容器范，且即使有容器的陶范，其造型也相对简单且多素面，不见纹饰范。如此，姚河塬遗址能否制造青铜容礼器便需要考量；从遗址的延续年代看，姚河塬遗址可能存在多个铸铜地点。

通过对姚河塬遗址15座墓葬中的20个个体进行研究发现，部分个体体质特征上与殷墟遗址人群相似，且有本地人群因素，呈现多类型混合人种的特征。通过对人群口腔病理的分析，这里有两种不同饮食结构的人群。

通过对姚河塬遗址墓葬区人骨的碳氮同位素的研究，表明姚河塬遗址人群构成复杂，存在两种不同食物结构的人群。还发现同一个个体的牙齿与肢骨同位素存在差异，说明了该个体在生前有过迁徙行为。

对姚河塬遗址保存较好的人骨进行了全基因组DNA的测序分析，发现姚河塬遗址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单倍型类群，姚河塬遗址有很多的外来因素，人群构成复杂。在对墓地中20个个体的DNA进行比对分析后发现，这个墓地可能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墓群。

对遗址3座马坑共计17匹马骨进行了采样分析，发现马的毛色统一或相近，推测当时在选择马匹陪葬或祭祀的时候是有选择标准。进一步将马的毛色与全国其他地区马的毛色进行比较发现，姚河塬遗址的马相较于中原内地的马来说，毛色较为丰富，但与更靠近北方和西方的马相比毛色又相对简单，综合同位素等其他信息来看，这里的马种来源应该是从西方引进。

姚河塬遗址的意义

姚河塬遗址通过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使得我们对城址的布局、文化面貌、周戎关系、人群的转换、资源的获取等方面有了诸多新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商周考古学的纵深研究。

姚河塬遗址的布局经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明确了城墙、壕沟区隔的内外城布局。其中内城有宫殿区、铸铜作坊、高等级墓葬，内城东缘有小型墓地。内外城普遍发现较多的渠池、道路遗迹，为我们探讨西周分封诸侯国都邑城址的布局提供了新资料、新认识。

姚河塬遗址属周文化遗存，但是殷遗民是城址的实际主人，城内有殷遗民、周人、寺洼、土著等多种人群混居，表现出西北边疆区域人群构成的复杂性。

姚河塬遗址出土的文字材料以甲骨文为主，卜骨、卜甲都有发现，所涉内容有农业生产、巡狩、战争等主题，总计字数约150余字。这些文字材料分别出土于墓地、铸铜作坊、房址等，分布范围较广，从城址的中心到边缘区域都有发现甲骨文，表明该城址使用文字比较频繁。说明姚河塬遗址是一处西周早期分封的诸侯国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主要对抗的人群是西周边疆以西生活的戎人族群。

姚河塬遗址通过近年来持续的考古发掘，明晰了姚河塬获国城址是从西周早期延续到西周晚期至周人东迁洛邑，贯穿整个西周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的桥头堡。除了修筑相当规模城址和高等级墓葬以外，他们拥有高度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象牙器、瓷器、玉器、绿松石等奢侈品的交流和获取网络。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这也为我们研究陇东地区的考古编年和复杂社会的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姚河塬遗址工作理念

“以聚落考古的工作理念为纲”是姚河塬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聚落考古被认为是研究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方法，这要求我们从单纯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研究转向聚落形态、结构的研究，由重建古代物质文化史向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出发。采用功能区、活动面与关键面、单位属性、遗迹组合和背景本位等概念，以掌握功能区内部堆积结构的关联性及形成过程，研究功能区的范围、分期年代、文化内涵、人群等问题，从而研究聚落遗址的结构、形成过程与性质，有效解决以前聚落考古研究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难题，对划分遗址不同时期的聚落范围、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经济形态、族属关系等均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发掘方面，按照象限分区和勘探发现的遗迹现象，采取全面揭露式发掘。将聚落作为可视化的古代社会单位，获取复原这个单位的资料。聚落的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依托，对聚落结构的了解也即了解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聚落的结构是在一个“活动面”上展开的，在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把握这个“活动面”就成为田野操作的关键。对聚落变迁的把握就是要把控“关键面”与“堆积分期”，对具体行为的把握就是要把控“堆积单位”，力求做到堆积单位是一次发掘清理、取样、记录的最小单位。

墓葬发掘方面，我们的理念是“墓葬同灰坑，解剖发掘，精耕细作”。所有墓葬填土均保留曲尺形的剖面解剖发掘，发掘至二层台后打掉预留剖面。最后清理二层台时也是采用解剖发掘。将墓葬填土作为一个遗迹单位，以墓葬规模大小、形制，按照“部位”作以区分，甲字形墓葬如墓道填土（MD）、过道填土、墓室填土、二层台、椁室填土、棺室填土、腰坑、垫木、墓底垫土等，均分块清理发掘，包含物也予以单独编号收集。

墓葬填土发掘过程中按照层位编号收集遗物，特别是注意有无红烧土、木炭、烧骨等类似灰坑填土的土质及遗物。该墓地在辟为墓葬之前，属于生活区，目前业已清理发掘部分灰坑，墓室填土内的陶片多是打破之前的地层、灰坑所致，当然亦有时人营建墓葬、下葬填埋时所使用的器物破碎后混入墓室填土。通过出土的陶片可以大致还原被破坏的原遗迹单位，我们称之为“虚拟单位”。如果填土出土陶片全部都是西周早期，那我们只能虚拟出一个单位，如果陶片有早有晚，且陶片数量相差不多，我们则可以虚拟出至少两个历时性的单位。虽然晚期遗迹出土早期的陶片不足为奇，但是陶片的数量是判断虚拟单位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诸如有仰韶、齐家、西周、战国等长时段而言，只要陶片数量够多，其虚拟单位是很容易区分的。

通过预留的剖面层位和发掘过程中的平剖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墓葬填土有不同的堆积状态，如水平状堆积可能是在下葬过程中经过人为的平整所致，波状（倾斜）和坡状堆积可以判断填土的来源方向，复原墓葬填土在原地表的堆放位置。波状堆积说明填埋墓葬时是有多人同时在不同区域填土，坡状堆积则证明墓葬是从某个方向向其相对方向填埋，凸镜状堆积表明填土集中某一区域回填，凹镜状堆积预示着从墓室上部相对两侧回填。通过了解墓葬填土的来源方向，试图复原墓葬营建时墓上堆土的位置和下葬时的填埋过程。

一座墓葬经考古清理发掘结束后，通观整个墓葬，通过发现的工具痕及尺寸，对墓葬营建挖墓时的工具作出分类，与业已出土的考古农（工）具实物作对比，可大致推定时人所使用的的器具。通过墓室规模，计算土方量，结合工具痕，测算营建一座墓葬的时长。

通过上述对预留剖面的观察，结合填土遗物、孢粉、浮选等精细化发掘工作，如果有盗扰或者“毁墓”等现象就能够及时辨别作出判断。通过墓室内棺、椁、垫木、殓席等葬具的细致清理，可复原棺椁结构、随葬品摆放、二层台的处理方式等，结合剖面填土堆积推测墓葬下葬过程。

姚河塬墓地总计发现两座祭祀坑，与以往发现或发掘的祭祀坑不同，该祭祀坑呈直筒井状，直径近1米，深10米左右。对于这样的遗迹，如果直接发掘填土，除去发掘困难外，面临无法预留剖面、拍照、绘图等最大限度地提取现场信息。所以，我们设计了以遗迹本身二分之一向外侧扩展3米的矩形框，下挖框内的生土，保留遗迹本体，形成一操作间，我们称之为“破边法”“反清法”。挖掉生土后，清理掉祭祀坑表面附着的生土，形成一半柱状，进行拍照绘图后，开始按照二分之一解剖发掘，划分堆积层位，拍照、绘图、提取信息。通过解剖，发现祭祀坑的堆积多者达44次，用人、马、牛、羊、兔子、雉等祭祀，且有大的间歇层，普遍有淤土层，表明是一个历时性的长期祭祀遗迹。

通过“反清法”，扩展了操作空间，便于解剖发掘，获取更多田野信息，同时诸如航拍器、三维扫描设备等也能够进入开展作业，对于今后同类遗迹的清理具有指导意义。

古代车马坑的发掘是田野考古中最难的一环，是“土中找土”。因此，车马坑发掘方面设计了具体的发掘方案和一些数据表格。根据埋葬后的车辆叠压顺序，对姚河塬车马坑中的车辆埋葬摆放顺序进行复原。具体发掘过程中，因古代车辆均是木头材质，埋入后腐朽会形成空洞，在发掘过程中只要发现空洞就灌入石膏，能够保存部分车辆形状。

姚河塬车马坑的发掘与以往发掘不同之处在于全程有专门研究古代车辆的关晓武教授和张万辉博士参与，整车清理后先是进行RTK测绘、三维扫描等常规测绘。之后是细致的解剖，记录解剖数据。一根辐条、一件轮牙解剖所测得的数据在10组以上。考古学家剥剔出来的车辆构件尺寸测量数据与埋葬前的车辆实际构件尺寸数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利用考古测量数据进行结构复原与数据研究分析时，要充分地考虑车辆实际结构数据的还原与换算问题。通过解剖的一系列数据集，进行电脑模拟运算排除下葬后挤压变形的数据，为复原姚河塬遗址车马坑中的车辆结构及车辆的结构设计特点、车辆制造工艺、车辆性能及功能等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与技术保障。车辆研究的最终考古报告在刊布时，将会附上所有解剖的数据集以供学者研究参考。

铸铜作坊区发掘过程中全程采用RTK对出土遗物按照发掘层位进行测点，设计了一系列代码将陶质、陶色、纹饰、器形等用不同颜色作以区分，动物骨头种属现场鉴定测点，石器、石块、陶范、泥芯、坩埚、炉壁、红烧土、木炭等等，只要是发掘出土的遗物全部测点用代码表示。最后按照层位分别成图后分析这些遗物在作坊区内的空间分布。我们可借此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是不是鬲、甗等炊食器在作坊区内普遍分布，水器是不是多于炊食器，动物种属马、牛、羊、猪的占比是怎样的，哪些区域集中出土陶范，哪些区域集中出土泥芯，木炭、红烧土的分布是怎样的？然后针对上述疑问，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积极开展铸铜作坊区发掘现场检测，对所有单位尝试用P-XRF进行检测，做出遗址金属元素分布图，结合各类遗物出土情况，探讨不同生产环节的空间布局问题。发掘时着力寻找锡砂或锡矿的遗物现象，并采用重选法筛选金属颗粒；同时用P-XRF对地层或遗迹进行检测，寻找包括锡元素在内的铜、锡、铅等金属元素的异常。通过田野考古细致的发掘，多学科的介入，我们对姚河塬铸铜作坊的研究重点在于资源的获取与铸造技术这两个方面，并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

采样方面，所有墓葬、马车、车马坑、祭祀坑全部采样测年，墓葬采取腰坑内殉狗，马坑、车马坑采取马匹的骨殖，祭祀祭祀坑是直筒井状（类似于水井），分层埋放人、马、牛、羊、雉等多种动物，多者达44层，这些层位有很多间歇层，表明是隔一段时间祭祀，所以采样时按照填土层位分层采集测年动物标本，便于研究祭祀坑的历时性关系。DNA方面，人、马、牛、羊等动物均全部采样做全基因测序，以期解决亲缘关系、起源地等学术问题。稳定同位素方面，采样人和动物牙齿开展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的研究，用以溯源、迁徙、食物结构、取食经济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残留物方面，采取了人的牙结石，陶器内壁残留物，以期研究姚河塬人群有无食用马奶的证据。所有人和动物的腹土全部予以收集，通过对墓葬腹土的分析研究，可以获得许多古人生活时期的饮食、健康、卫生条件以及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相关的资料。墓葬出土朱砂全部采集，我们知道现代朱砂矿藏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因而有着广域的交换网络，采用硫同位素和汞同位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采样分析，可以探讨姚河塬遗址朱砂的交换网络。对墓葬出土的大量海洋和淡水贝壳及其制品进行采样研究，鉴定贝壳种属，厘清贝壳制品的加工工艺和用途，并通过氧同位素等科技手段，尝试追踪各类贝壳的来源，复原姚河塬遗址人群的贸易交换网络。通过这些系统科学的信息资料，将会在传统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和体质人类学考古方面实现深入研究的可能，在研究区域内经济、技术、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陶片拼对方面，先是经清洗后在每件遗物写上探方地层或者遗迹单位的号，然后按照遗迹单位进行遗物数量统计和器形统计，之后开始拼对。就陶片而言，在拼对一段时间后将整个铸铜作坊区的所有陶片全按照之前的陶质陶色混在一起继续拼对，上述拼对过程中不同层位、不同遗迹单位拼在一起的陶片需要填写《陶片拼合表》做好信息记录。有意思的发现是铸铜作坊区多有不同层位，或跨越不同遗迹，相距较远的遗迹单位出土的陶片能够拼对起来的现象。这对探讨遗址地层、遗迹间的共时性关系大有裨益。对我们仅仅凭借单独一个灰坑所进行的分期排队和层位叠压关系来建立的分期标准提出了反思。

交流合作方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术平台，1995年至1996年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在固原南塬隋唐墓地开展合作发掘，2009、2014、2016连续三年在宁夏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具体到姚河塬遗址而言，从2017年开展流域调查时就有8家单位参与调查工作，开展考古发掘至今国内有11家高校的学生参与了姚河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部分学生的硕博士论文就以姚河塬遗址为选题开展研究工作。

考古学现如今业已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成为衡量一个遗址考古学研究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尺。

姚河塬遗址在多学科合作研究方面，涉及3个国别10家单位20个专题的研究内容，参与人员有近30位专家学者。所涉研究内容有古环境、古地貌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冶金考古、植物考古、马车与复原、原始瓷、墓葬填土孢粉、遗址区孢粉、腹土（古寄生虫）、碳氮稳定同位素、碳十四测年、古DNA、锶同位素、朱砂、残留物分析、蚌贝类产地研究、陶器成分分析、陶器制作工艺、漆木器、玉石器研究等。

正因为多学科参与对姚河塬遗址进行综合研究，使得遗址所获取的资料更加全面和具体，提高了研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令研究成果更加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