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认识良渚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是世界性的考古学研究课题，经过上百年的科学探索与研究，目前国际学术界都公认，在旧大陆存在着四大古老文明，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是商代，部分认为是二里头时期，也有极少数往前推至龙山时期，其认识与国内学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前，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86年以来发掘了反山、瑶山、汇观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中心基址、塘山遗址，调查发现了135处遗址，构成了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群。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从事良渚文化研究的考古工作者也指出，良渚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为苏秉琦、张忠培和严文明三位先生。他们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认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可提早到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5000年以前。苏秉琦先生最早于1984年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文明化程度问题，认为良渚文化处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黎明期，“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秉琦先生开始思考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起源等大课题，并高度关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两支玉文化，指出瑶山祭坛墓地的考古显示当时已经出现神权、军权集于一人的现象。苏秉琦先生对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论述集中于《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书中指出“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他于1985年提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历程说，随后提出古国（“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如红山文化）—方国（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是产生大国的时代，距今四千年前后开始进入方国阶段，包括良渚、夏家店下层和夏商周）—帝国（秦汉帝国）的三部曲说。

张忠培与严文明两位先生大体同时开始涉足良渚文化社会考古方面的研究。1995年，张忠培先生提出良渚社会中，祀和戎已有专人从事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5200年已经进入到国家的阶段，在良渚文化中，军（王）权与神权并重，还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存在“众多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1999年，张忠培先生论述了公元前3300-3200年，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从父权家族的产生、社会分工与分化、聚落的分化、王权和神权的确立等方面指出当时以上几个区域已经跨入“文明门槛”。1995年，严文明先生关注了良渚文化在陶器、玉器、漆器、丝织和稻作农业方面的成就，认为良渚文化的聚落可分为中心聚落（仅良渚一处）、次中心聚落（寺墩、福泉山等）和普通村落遗址三级，进而提出良渚文化的社会“是由少数集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贵族阶级统治广大民众的阶级社会”，“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

张光直先生很早就涉足良渚文化的研究，与苏秉琦先生大体同时。张光直先生写于1993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文版自序中根据新出的资料，特别指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地的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社会和文明出现的时代”，并特别强调良渚文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明程度”，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伦福儒先生对良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但影响极大。2006-2007年良渚古城城墙得以确认，2009-2015年又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使良渚古城遗址的面积扩大到100平方千米，此时国内学术界普遍公认良渚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伦福儒先生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2013年他在阿尔伯特·雷基特（Albert Reckitt）考古讲座时系统论述希腊基克拉迪文明克罗斯仪式中心及其典型遗物——交叉臂雕像时，联想到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物玉琮、玉璧，指出中国史前时期“精心雕刻的玉琮、玉璧成为主导的形式玉器，并通常被作为仪式物品随葬于墓中”。2013年8月底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以伦福儒先生为代表的70余位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与会，良渚遗址被评为世界重要考古新发现，会上刘斌先生系统汇报了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会后考察了良渚遗址及良渚博物院，这次考察给伦福儒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5年12月中旬，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召开，会上王宁远先生在分会场中汇报了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成果，伦福儒先生到会聆听，12月16日伦福儒先生应大会邀请做了以《史前史的重要性：考古与人类生存状态》为题的公众考古讲座，他对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做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到良渚可能已经进入国家和文明阶段。2016年，享有世界声誉的考古教材《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七版正式出版，伦福儒先生在该书第十五章《历史与未来——如何保护遗产》中简要介绍了良渚，指出“良渚是中国东南部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城市中心（urban center），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一座优秀的新的博物馆。”2017年3月21日，受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邀请，再次考察良渚遗址并做了相关的讲座（讲座内容已经整理发表，参见伦福儒《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3期）。在这次讲座后，伦福儒先生及与刘斌先生一道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了《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一文，该文中明确提到良渚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良渚申遗

伦福儒先生对良渚认识深化的过程，与良渚古城申遗启动和成功的过程大体同时。2013年正式启动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2019年7月6日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我国无新石器时代和早期文明时代世界文化遗产的缺憾。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正是在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和其他中心性聚落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持续了2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才得出了如下结论，“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很大发展，国家和文明社会在中华大地上陆续出现”。

环太湖地区、西辽河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中原地区、北方地区、甘青地区等各大区系，在距今6000年开始进入文明化、城市化、复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间，形成了许多强势的文化和区域文明，如较早的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等。良渚文明是区域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所处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已有多个区域文明或强势文化，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红山、西王村、马家窑等。鉴于良渚文化在追溯早期文明和国家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及其对外造成的影响力，我们已指出，可以用良渚时代来指代整个中国距今5300-4300年的时间段。良渚时代上承庙底沟时代，下启龙山时代，是中华大地上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开始出现的时代，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良渚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是见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规模最大、文明要素最齐全的都邑性遗址，从文化关系来说，大致同时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是与良渚文明并立的考古学文化，尽管目前来说文明要素齐备程度和城址规模上不如良渚，但也应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也是良渚申遗成功的一个重要意义。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也进入后申遗时代。2019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同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等课题也正式启动，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些国家级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古城考古将在大课题的指引下，创新工作思路，在后申遗时代开展全新的考古工作。

按照大课题设计，良渚古城考古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视野将进一步扩大，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层次：良渚古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的精细化考古发掘、良渚古城郊区聚落的全覆盖式勘探、良渚古城腹地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勘探、良渚古城腹地外围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勘探。良渚古城城址区及水利系统考古已经进入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边利用的精细化考古新阶段。目前城址区的工作重点聚焦于手工业作坊遗存，自钟家港南段发掘玉器作坊以来，在良渚古城城内外发现十余处含有手工业作坊相关遗存的遗址，其中包括了分别专门制作玉器、石镞、石钺和燧石制品的作坊，社会分工相当细致，显示出良渚古城内外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折射出的贸易经济的发达。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则集中于塘山，在塘山长堤以北新发现和解剖了石岭头等多处坝体，由此可知塘山堤坝以北还分布有大量小型堤坝，存在多级水坝和库区，结构相当复杂。良渚古城郊区聚落的全覆盖式考古勘探从2014年开始持续开展至今，截至目前已新发现百余处台地遗址，确认了等级低于城址区的大量聚落组，为探讨良渚古城的城市管理体系提供了新的资料。2016年以来，我们还完成了良渚古城遗址腹地范围约2000平方千米的系统调查工作，确认遗址150处，为探讨良渚古城遗址的直接控制范围奠定了基础。2020年以来，陆续开展了嘉兴、绍兴、舟山、湖州等地区系统调查和勘探工作，初步确定了嘉兴地区崧泽至良渚时期的核心区在桐乡东南部的普安桥-姚家山遗址群，并将于2023年进行全覆盖式勘探，以了解该遗址群的规模及台地的布局状况。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也有了突破性进展。2019年以来，为配合瓶窑小城镇改造，我们对良渚古城城址区以南、以西部分涉及开发的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前置勘探工作，完成勘探面积近6平方千米，新发现良渚时期遗址12处。并陆续开展了北村、凤凰山、南王庙等遗址的大面积揭露工作，这三处遗址自北向南一字排开，属同一聚落组，均包含了较多良渚早期的墓葬、房址等遗存。北村遗址共发掘12000平方米，遗址南部的北村南地点发现了一批良渚早期偏早的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高等级墓葬均分布在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上，北村南地点南部的墓葬整体等级较低，两处等级不同的墓地以栅栏和围沟相隔，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北村遗址北村南地点是继官井头遗址后，良渚古城外围良渚文化早期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目前正在发掘的凤凰山和南王庙遗址也发现良渚早期的平民墓葬。

良渚古城后申遗时代的研究成果也将日趋丰富和多元化。继良渚文明丛书第一辑11本之后，我们又推出了第二辑4本，同时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11本系列著作中，也有多部与良渚文明有关，内容涉及玉器、稻作、城址等内容。我们还将致力于相关考古成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包括良渚考古报告及著作的中翻英及出版，《良渚玉器》英文版已于2018年出版，《权力与信仰》英文版已于2019年出版，近期拟陆续推出《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良渚王国》《反山》《瑶山》《卞家山》《文家山》《良渚考古八十年》英文版，目前，一部分良渚相关的考古著作也已经开始着手中翻英和出版。同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良渚博物院合作，翻译与良渚同时期和近似社会发展阶段的古文明研究著作，出版世界早期文明译丛，内容将涉及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原始埃兰文化、基克拉底、巨石阵、卡霍基亚、查科、奥尔梅克、特奥蒂华坎、玛雅等、卡拉尔、查文等古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在浙江考古中发挥过巨大作用。2009年通过制作数字高程模型DEM，发现了良渚古城外郭城；通过GIS技术，后来还发现了水利系统的溢洪道。2011年，利用1960年代的遥感卫片，发现了4条低坝，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因为GIS学和遥感技术在良渚考古中的作用显著，我们改进了大遗址考古的传统范式，将遥感分析作为考古工作首要流程。同时我们组建了遥感和GIS团队，基本收集齐全了通过公开路径能够获得的1930年代至1970年代浙江省遥感影像，目前正在加紧配准之中。改良了遥感影像的立体化处理方式，并与移动端设备的GPS定位功能相结合，在iPad和手机上实现具有实时定位功能的虚拟数字沙盘功能。这一方法在全省考古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未来计划进一步将遥感数据收集范围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

资源研究是良渚考古的一个重要领域。良渚的玉器闻名遐迩，但是玉矿来源一直没有结论。基于从易到难的原则，我们将良渚石玉质资源的研究分成了三步：首先开展良渚城墙铺垫石来源的研究。通过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4年的研究，鉴定了发掘揭露的全部10526块垫石的岩性和磨圆度。配合周边地质调查，确定了垫石的来源以及良渚人的运输工具和采石、运输和铺垫的方式，复原了当时的古水系和运输路径，结合实验考古计算出了垫石的工程量。其后我们又开展了良渚遗址群石器来源的研究，并在周边资源的调查中，发现了玉矿的重要线索，为下一步良渚玉料来源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在浙江的应用非常广泛。通过了长期的实践，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在南方潮湿地区通过钻探，利用水稻植硅体分析寻找古稻田的方法。这一技术在浙江茅山、施岙、田螺山等遗址获得了很好的验证。因此我们计划将这一套方法进行标准化，以方便在全国的推广和应用，打造成稻作农业研究的先进实验室。

通过国内外的合作，我们通过DNA、稳定同位素等方法证实良渚古城城内的人口可能有从海岱和中原地区来的迹象，肉食资源也有从远方多个区域向良渚汇集的特点，水稻的DNA显示出很高的离散性，证实良渚作为一个都邑，粮食资源也是由各地汇集到这里，形成了明显的城乡分野。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多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稻作、丝绸、瓷器、玉器、茶叶等是浙江最富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因素，水利与工程考古是因具体的考古发现而产生的新的研究方向，这些方面是浙江科技考古未来的重点方向。目前我们正在大规模扩展科技考古队伍，除原有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有机质保护等实验室外，立足于浙江考古特色，建立稻作农业重点实验室，并开始组建漆器研究，同位素考古，水利工程考古、古人类、陶瓷考古、金属文物保护、数字考古、地质资源勘察等新的方向，建设成为全国省级考古所中学科方向最全的一支科技考古队伍。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我们与一般考古单位的思路也略有不同：我们的科技考古将长期立足田野，采取半田野半实验室的人才培养模式，将科技考古部门首先当成考古部门，招聘一批自然科学背景的人员，可以完全没有考古学背景，入职后全部进入田野发掘队，从零开始进行田野考古的训练。我们以往的经验表明，经过三五年严格的田野训练，他们一般都能成为比较熟练的发掘者。对考古学的理解会明显加深，能更好地提出考古问题，并利用其专业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长期聚集于一个工地，交叉融合的也更容易深入。我们认识到目前通行的科技考古理念、方法和技术乃至设备等研究体系上，大都是欧美学界建立的，我国学者的系统性贡献相对较少。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考古，这是作为文物大省的浙江考古必须思考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意识，我们非常注重招聘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才，因为他们更有希望在科技考古的理论方法技术上面有所突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具有浙江特色的科技考古。

（执笔：王宁远、陈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