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博物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现有备案博物馆6183家。博物馆得到了全社会的热切关注，但冷静思考之后会发现，在火热发展的背后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同质化、地域发展不均衡等，引发了博物馆学者和从业者的思考。

如何认识当代博物馆的意义，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构建起更健康的博物馆发展环境？笔者认为构建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既有利于博物馆间的资源整合，提升博物馆的造血能力，也利于博物馆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当代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建筑和空间，以多种角色和职能影响着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个社区或城市的建筑景观、环境景观、文化景观，它在公众的生活、教育、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滋润”作用。每一个博物馆都是一个小宇宙，它的能量在不断地向周边辐射，并持续影响着与之发生联系的公众。

博物馆是一个区域文化的集中反映，为公众开启了一扇了解当地的窗口。博物馆中的文物是见证当地历史兴衰过往的文化因子。无论是国家级博物馆、省级博物馆，还是市级、县级，甚至是一个乡村博物馆都会成为周边社区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一座博物馆比喻成一棵文化生态树。它就像乡土社会中一个族群或村落的社树，是一个供人们集会、休闲、交流、决策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场所，周边民众享受它文化的“荫泽”。一个城市中若干棵博物馆文化生态树连起来就会构成一个城市的博物馆文化生态网络。对于生态系统来说，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整个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够承受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一个理想的博物馆文化生态圈也应如此。

构建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

当前，我国博物馆呈现出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各省级博物馆虽然发挥了较好的龙头作用，引领、帮扶和带动市县级博物馆的主要业务，但总体影响力还不够。区域内的博物馆没有形成合力，各馆之间的资源也没有很好地流转，导致藏品利用率低，特色不鲜明。市县级博物馆除了基本陈列外，临时展览、交流展数量有限，没有丰富的文化产品，观众的参观兴趣自然也会降低。最终的局面是大馆坐拥资源，各方面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市级博物馆貌似很热闹，实际在奋力前行；县级小馆缺乏生机，难以为继。

笔者认为，构建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系统是推动中国博物馆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如何构建中国的博物馆文化生态圈呢？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圈的多样性、自我维护、新陈代谢，主动地规划构架起博物馆文化生态圈（系统），并对其进行调控、协调、推进，促进博物馆文化生态圈的良性循环发展。这个文化生态圈内部和外部及与其他文化生态圈之间是开放的、竞争的、互补的、动态的。

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迥异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民俗习惯、经济发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蒙文通、徐旭生、苏秉琦等考古学、古史学、文化学者都曾对中国境内的古代文化区进行过划分，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参照这样的文化区块构建区域性的博物馆文化生态圈：一个区域的博物馆文化生态由若干个亚文化圈构成，各个亚文化圈再有不同数量的次亚文化生态圈构成，直至最基本的文化生态单位，如博物馆、历史名城、历史名镇、历史文化遗迹、文化公园、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分层、分区，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立体、多样、丰富的文化生态圈。上述各层级文化生态单位在文化生态圈中以拓扑形式连接，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文化之网。

以山西为例，山西的文化历来被学者归纳为5-6个文化区块，如北部大同—五台山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圈、祁县—平遥—太谷为中心的晋商大院文化圈、临汾洪洞为中心的根祖文化圈、晋东南的神话文化圈、晋南临汾—侯马为中心的晋和三晋文化圈、吕梁山为中心的道教文化圈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未必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山西整体的文化面貌，但还是能够反映出区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2017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上，山西正式提出“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新品牌战略，整合了全省的文物、文化与旅游资源。三大板块实际就是山西文化生态圈中的三个亚文化生态圈，可再分化出若干个次亚文化生态圈。

博物馆文化生态系统的关键是网络构建和交流通道的多元与顺畅。目前，由于行政区划、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内或跨区域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交流不够通畅，不同层级的博物馆间还存在壁垒，没有形成更具有生命力、辐射力的博物馆文化生态。虽然中国博协下已有30多个博物馆方面的专业委员会，拥有诸多领域和区域的博物馆联盟、文创联盟、展览交流平台，但博物馆之间仍没有构建起“理想的”网络，交流合作有时还停留在表层，不够广泛、紧密、深入，尚未形成生机勃勃的博物馆文化生态系统。

博物馆文化生态系统的实践基础

构建博物馆的文化生态系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推进、完善。有学者认为，博物馆总分馆制与博物馆联盟无疑是构建博物馆文化生态的初级形态与实践基础。博物馆总分馆制是指一个总馆通过制度的形式，与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分馆建立起的带有一定约束性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是各博物馆和相关文化机构共建共享的生态体系，通过体系内的统筹谋划和系统运营实现效益最大化（刘珂菁：《去中心化——博物馆总分馆制研究》，《文物季刊》2022年第2期）。

当前，在构建博物馆文化生态系统方面，南京、重庆、山西等地在博物馆总分馆制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也出现了西南地区博物馆联盟、北京高校博物馆联盟、江苏省博物馆文创联盟、山西省市博物馆联盟等区域性博物馆联盟；中国博协及其下属的专委会、各省市的博物馆协（学）会，也为区域性博物馆合作交流、共建共享搭建了平台。这些探索与实践都是构建博物馆文化生态圈的基础与试验。这些平台不同程度地惠及更多的博物馆文化微型生态单位，同时为完整的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圈贡献资源和经验。

但也应看到，这些平台尚存在一定局限性或不对等性，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博物馆总分馆制、博物馆联盟有些是基于隶属关系和共识的前提，成员数量是有限的。这样就不能保证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是文化基因库不够丰富，持续发展的空间有限，对抗外界的压力有限。自然生态系统不是干枯的框架网络，而是有机、互动、互助的有层次的立体型生态圈。博物馆文化生态应该比自然界生态圈更具优势，基本单位之间不是相互抑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是更具有互利性、和谐性、调配性、互补性、丰富性，更易于凸显个体特色，造血代谢更加迅速。构建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圈的终极目的不是追求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是在保证动态平衡的前提下，加速资源流动，促进整体发展。

中国博物馆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与运行管理模式。在博物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借鉴国际博物馆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从实际出发，逐步构建起更利于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性博物馆文化生态，勾连形成全面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博物馆文化生态，才能在全球化的国际博物馆大文化生态圈中更具有生命力、创新力、竞争力，也更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