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以“甲骨文等古文字及新出土文献研究”为主题，来自文字学、考古学、甲骨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专家，围绕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与秦汉简帛、古文字与人工智能等多个专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在此，撷取部分新颖观点与读者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以“加强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的研究”为题，对商代考古与甲骨文字的释读、考古学与甲骨占卜、施灼展开论述。甲骨上的兆纹是怎样形成的，兆纹有哪些形态，是刻意为之，还是随机呈现的疑问被逐一揭示。从2013年开始，刘一曼先生和安阳考古队的三位技师，采用近年考古界流行的实验考古学方法，先后作了六次甲骨施灼实验。最终发现，使用有一定硬度和韧性的坚木树枝可以成功对甲骨进行施灼。具体做法是，在炭火盆内同时燃着几根圆柱形的树枝，施灼时取一根燃着火焰的枝条，先将明火吹灭，使之成为炽炭，迅速地将之放入甲骨反面凿旁之“钻”内。一边灼，一边用嘴吹钻内的枝条，持续保持高温灼烧，直至听见“卜”的爆裂声才停止。这时甲骨的正面便会出现裂纹（兆纹），如果再拿湿毛巾擦拭，兆纹就显得更清晰了。实验还发现，兆纹的形态与凿钻的制法及施灼时的火力与手法有关。因此推测，一个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卜者，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灼出他所需要的某种形态的卜兆。借助神灵的力量提高王的威望，巩固权力与地位，可能是占卜活动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以“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交叉结合的尝试”为题，介绍了近年来自己在古玉器研究中与古文字学叉结合的几个案例。杜先生认为，从甲骨文、金文、玉文中，可以找到打开玉器之门的钥匙，发现以前所认知的商代玉器在名称、功用等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纠正，仅凭考古学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有机结合，不只是出土玉器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其他门类考古遗迹遗物研究之法宝。从“商”字的古文字形态和现有考古发现分析，商族使用的青铜工具以凿类为主，铜凿锛的使用，使得各种容器、家具类礼器的制作成为可能。商族擅长玉石加工业，在殷墟分布着众多玉石手工业作坊遗存和玉石手工业者墓葬，甚至在王族居住地，也有大量玉石手工业遗迹遗物，表明玉石加工业是商族的主要生业。

故宫博物院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素以盘庚迁殷与商代思想文化重构为研究对象，以“礼”与“祀”为观察视角，梳理了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脉络，契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要求。王先生认为，殷商之“殷”最初只是盛乐之称。地名与国名是后世据“殷盛之乐”的改名。夏商周三代可以分为夏、盘庚迁殷前的商、盘庚迁殷后的殷、周四个历史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以“礼”与“祀”为观察视角，抽象而言一脉相承，具体而言经过了殷时期的有意重构。这种思想文化的有意重构，传世文献与田野考古都可以证明。关于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传承脉络的梳理，既需大胆假设，也要小心求证。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教授做了从《说文解字》看古黄河生态的发言。从商代至宋代，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字书，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汝南郡（今河南漯河）。作者许慎生活的东汉正是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徐铉校本《说文》中，“河”字共出现53次，都是专指黄河。这些涉“河”条目的解释包括黄河本体及与黄河相关的地名、水名、方言、物产、文献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以前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及社会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伯峰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出土竹简编联方面的测试情况。此次编联测试的数据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玖），释文共计45篇。数据首先经初步整理，共得到测试文件67篇，共计824支简。作为参与预测的有效竹简，平均每篇文献包含约15支简。应用人工智能软件，通过语感、语义、知识进行编联，测试结果对未来的竹简编联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诸如编联需要基于更大的语境、要注意“万能竹简”的提前筛选和分类、知识常识在古文字研究中作用很大等。

本届论坛群英荟萃，众多学者以扎实的研究根基挖掘中华文明精华，形成丰富的学术成果，为古文字研究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