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台市博物馆二楼东侧展厅，陈列有几块牌匾，其中一块“一门五英雄”牌匾特别引人注目。从右至左，题头：刘华南老先生荣获嘉奖，正题五个大字：“一门五英雄，落款：招远县参议会、县政府、各救会贺。”这就是1942年，由招远县参议会、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招远县各救会联合赠予招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儒英父亲刘华南老先生的牌匾，以表彰刘家五个子女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光荣事迹。

刘儒英（1907-1944），原名刘宝臣，中共招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07年6月生于招远市阜山镇牟疃村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家中共有兄妹6人，他排行老三。因家庭人口多，经济拮据，刘儒英直到12岁才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930年从招远师范毕业后，先后在黄县（今龙口市）大吕家、下丁家、磨山迟家和招远西城子等地教书。“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侵略，反而极力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志士的抗日爱国活动。残酷的现实使年轻的刘儒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在共产党员李铭山（招远毕郭镇岭上村人）的培养和介绍下，1934年春刘儒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儒英入党后，为党的事业日夜奔波、操劳。除了努力地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外，他还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

1935年春，由于叛徒告密，黄县文基姜家、下丁家和大吕家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有不少同志被捕。组织上决定让刘儒英回招远老家开展活动，传播革命火种，逐步发展革命力量。刘儒英奉命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回到了家乡招远牟疃村。

回乡后不久，刘儒英被推选为村长。当时，村里有许多青年人不务正业，凑在一起赌博，不少人因输了钱而闹得家庭不和，有的甚至闹到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悲惨下场。针对这种情况，刘儒英以村长的名义在村里成立了“青年戒赌会”，制定了会规和章程，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刘儒英利用戒赌会这一合法形式，积极向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启发青年们的阶级觉悟，挖旧社会人们穷困的根源，联系个人的实际进行分析，使广大青年人受到了教育。在这期间，他挑选了一批苦大仇深、为人正直、思想觉悟高的穷苦青年为培养对象，经过严格考核后，将他们逐步发展成党员，建立了牟疃村党支部，这是招远县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

为了打通党组织在蓬（莱）、黄（县）、招（远）、掖（县）之间的联络渠道，组织上决定在交通便利、地理条件优越的牟疃村设立秘密交通站，刘儒英任站长。为了行动方便，刘儒英在村南头开了家饭店。由于牟疃村地处交通要道，又加上每五天赶一个大集，因此饭店的生意很兴隆。刘儒英公开的身份是饭店掌柜，暗地里做着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饭店不但掩护了党组织的活动，还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加强招远党的领导，1935年秋，上级派李树芬（李觉）到招远任特别支部书记，刘儒英任委员。李树芬到牟疃村后以开药铺行医为掩护，与刘儒英共同领导招远党的活动。牟疃村遂成为招远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在李树芬、刘儒英等人的努力下，招远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36年3月，招远党组织遭到破坏，刘儒英为避敌人搜捕而出走，招远党的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刘儒英与张子良、李厚生等人主动开展工作，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积极组织发动抗战力量，筹建抗日武装。1938年1月，刘儒英等人在牟疃村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招远县队部，统一领导全县的青年抗日工作。

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1938年4月，中共招远特别支部重新成立，刘儒英担任特支书记。同时，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望儿山抗日救国团、二十二大队等抗日武装队伍，后来统一改为胶东抗日游击第六大队。8月，中共招远县第一届委员会在招远栾家河九曲村成立，刘儒英任县委书记。为了保密，招远县委对外称“招远县抗日民众总动员会”（简称民动会），刘儒英为主任。此后，抗日烽火迅速燃遍招远大地。10月，刘儒英被调到胶东三军后方司令部任营政委。

刘儒英积极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敌伪顽的极端仇视，敌人曾三次到牟疃村捕拿他，但均被他机智地躲过了。敌人恼羞成怒，两次抢了他家的东西，封了他家的门，最后一次还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敌人的淫威丝毫没有动摇刘儒英的革命意志，相反却更加坚定了他抗日救国革命到底的决心。

刘儒英家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大家庭。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刘儒英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告诫家人对革命工作要时时处处走在前头，要给广大群众做出榜样。在他的影响教育下，全家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都积极努力，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初期，刘儒英就培养发展了大哥刘宝君、二哥刘宝玉、四弟刘宝民，以及一个妹妹和两个侄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了军，为带领当地人民抗日，推动招远地方的抗日斗争起到了表率作用。老父亲刘华南，思想进步，不但积极支持五个子女参加革命工作，本人还是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参议员。如果算上孙子辈，刘家就有7人参加抗日队伍，充分体现出党员（家庭）“党群一心，血肉相连，率先垂范，报国为民”的模范精神。这种全家成员积极参与抗战的家庭不仅在胶东，就是在山东省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为了表彰刘老先生教育有方，嘉勉这个抗日报国的革命家庭，1942年，招远县参议会等联名将一块刻有“一门五英雄”字样的木制镂金大匾授予刘家，悬其门上，既是对刘华南老先生的嘉奖，也是对刘家这个革命大家庭的褒扬。

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繁重的工作，使原本体质较弱的刘儒英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他面黄肌瘦，经常剧烈咳嗽，痰中带血，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这种疾病需要多休息，多调理，保证营养均衡。而为了党的事业，刘儒英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夜以继日的操劳。由于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他的病情日渐恶化，组织上批准他休养，但因日寇“扫荡”频繁，他仍然跟随大家一起活动、转移。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找到县委请求继续工作。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经胶东特委同意，县委安排他负责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

1944年2月27日，中共招远县委第一任书记刘儒英，在自家梨园的小草屋里与世长辞，时年仅37岁。为了纪念这位党的优秀干部，当地人民呈请上级批准，将刘儒英生前创办的南院中心小学，更名为“儒英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