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浙江考古秉承“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紧扣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海洋文化、浙江大历史等重大课题，不断推进考古事业新发展，积极主导、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合理布局、完善结构、重点突出、持续推进主动性考古项目，全力配合浙江省文物局“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全省基本建设事业发展中的完善与落实，以脚踏实地、继往开来的顽强作风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其中，如义乌桥头遗址、余姚井头山遗址、施岙遗址、杭州良渚古城水利工程、上虞禁山窑址、慈溪后司岙窑址等新发现更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重大学术新突破，鲜活地揭示了浙江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也进一步实证了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了浙江力量，树立了浙江模式。

义乌桥头遗址

桥头遗址位于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西侧，钱塘江—义乌江支流铜溪在其东侧由北向南流过。遗址坐落在一个相对高度约3米的高地上，海拔约89米。2014年9月为配合义乌疏港快速路建设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始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

发掘区位于遗址的西侧，共布探方28个，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1处、墓葬45座、灰坑160余座以及灰沟3条。第⑤~⑧层为上山文化层，为遗址主体。堆积其上的还有跨湖桥文化、商周和唐宋明清时期的遗存。

桥头遗址为一处环壕聚落遗址。发掘区的东、南、北三侧为人工挖掘的环壕，西侧被河流冲刷破坏，中部围成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环壕的内沿保存基本完整，但外沿遭到古河道冲刷、近现代动土破坏，仅在东、南和西北角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存。环壕的宽度约10至15米，深度约1.5至2米。以环壕的内沿为界限，中心台地的边长约40米。从遗址西侧被古河道冲刷形成的南北向剖面观察，中心台地的基础面较为平整，可见对台地进行修整、堆筑等营建行为。环壕底部发现灰坑一个（H87），包含物明确属于上山文化，结合上山文化层直接叠压中心台地的地层关系及分布范围的重合特征，可确定环壕及台地的营建始于上山文化时期。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环壕—台地的原初功能消失，环壕遂被填埋，环壕中的废弃堆积主要为跨湖桥文化时期遗存。

中心台地南部发现一处红烧土和柱洞单元构成的房址（F1）；东部发现有环台地分布的柱洞遗迹；中、北部还发现数量较多的“器物坑”，“器物坑”内仅见陶器，最多一坑复原50余件，不少陶器存在原地破碎的现象；北部发现两座墓葬，编号M44、M45，为竖穴土坑墓，侧身屈肢葬，头向东，面朝南或北，其中M44人骨保存较为完好，随葬一件红衣刻划纹陶罐，置于上肢骨与盆骨之间。这是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

桥头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编号器物1000余件。石器以砾石石器和磨制石器为主，类型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穿孔石器以及石斧、石凿、石刀等。陶器以粗泥陶为主，夹（细）砂陶和夹炭陶次之。陶器表面多装饰有红色陶衣，也有乳白色陶衣，少量为黑褐色陶；素面为主，部分陶罐口沿外壁见有斜线、波折纹等刻划纹饰。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卵腹罐、双耳罐、壶、圈足盘和杯形器等。陶衣鲜亮，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施于口沿内外壁及肩部的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桥头遗址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太阳纹图案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上山—跨湖桥类型彩陶是长江流域新石器彩陶文化的重要一支，也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彩陶。

对桥头遗址中心台地和环壕底部上山文化时期的二十件陶器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八件器物标本曾用于储存酒（或发酵饮料）。酿酒的原料包括水稻、薏米、和块根植物。这些器物的淀粉粒具有发酵过程特有的损伤特征。同时，这些器物的残留物中包含了大量的霉菌和酵母细胞，部分霉菌与曲霉或根霉的形态特征相符，酵母细胞大多为圆形和椭圆形，显示有芽植状态。植硅体残留物中包括水稻颖壳和茎叶，以及其他草本植物的植硅体。综合多种残留物的分析结果，桥头遗址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曲酒。上山人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之水稻、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酿造。酒在桥头遗址的出现可能与该遗址的某些仪式活动相关。

对上山文化层中获取的炭屑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了7985±50（T1⑥）、8090±45（T1⑦）等数据，校正年代约距今约9000年~8500年，相当于上山文化中晚期。

桥头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遗存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勘探表明，在遗址东侧、桥头村的房舍底下，尚有较大面积的遗址分布，环壕也存有一个朝向东侧的缺口，这证明已经发掘的环壕—中心台地只是更大的聚落遗址的一个部分。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经调查勘探，遗址西南方向700米处另有同时期的吴坎头遗址点，年代基本一致，应该属于同一个聚落。

环壕、中心台地、“器物坑”、墓葬、房址等遗迹，制作精美、器形丰富的彩陶器，以及壶类陶器中检测出的原始米酒遗存，表明桥头遗址是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上山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较高的聚落遗址，推测中心台地具有祭祀或举行其他仪式性活动的功能性质。

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桥头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遗址。这一发现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生活走向初步复杂化的重要见证，也是上山文化聚落考古的一大突破。 （执笔：蒋乐平）

余姚井头山遗址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缘，且居于北半球最好的纬度地带，是有着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占据了利用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独特先机。可是放眼整个中国沿海，几乎没有在考古上发现7000年前利用海洋环境和资源的踪迹。

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惊人发现，确立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崭新史观。可由此也引出一大疑问，7000年前就已成熟精彩的河姆渡文化虽然临近东海边，但海洋的气息并不明显。其源头会来自于哪里，几十年间却是一头雾水。因此，以东亚大陆腹地作为主要生存空间的中国先民究竟是什么时候抵达东部沿海，开发利用海洋的？

而恰巧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四十周年之际，离河姆渡仅8公里的一处古海岸遗址——井头山遗址在合适的时机浮出“海面”。

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北纬30度线南侧，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脉脚下，地处浙江余姚三七市镇井头自然村南侧，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周围地面海拔仅2米左右。

2013年10月，在一家工厂建造厂房之前的地质勘探中从八九米深处钻出了一些贝壳、骨头和陶片，这一遗址才被发现，稍后被确认为浙江首个沿海贝丘遗址，且与河姆渡文化来源密切相关。遗址总面积20000多平方米。

根据该遗址超大埋深和海相沉积覆盖的特殊性，发掘前建造了围护发掘区的750平方米的钢结构基坑，为这项特殊的考古发掘创造了关键条件。

2019年9月～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发掘，面积750平方米。

该遗址文化堆积有着超大埋深（距现地表5～10）和被海相沉积覆盖的低海拔埋藏环境（-3～-8米）。文化堆积总体顺着地下小山岗的坡势由西向东倾斜，最厚达2米多，分为12小层（第9～20层）。

发掘出土一些灰坑（部分是食物储藏坑）、露天烧土堆、靠近滩涂的加工器物和食物处理的生产区、较单纯贝壳等生活废弃物堆积场所等居住生活的遗迹。

出土遗物数量很多，大多保存良好，尤其是木质遗存出土时色泽鲜活。遗物总体上按性质可分为人工器物和自然遗存两大类：

第一大类，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等人工器物达400多件。

陶器，质地以夹砂、夹炭陶为主，饰绳纹、浅方格纹等，部分器表饰红衣或黑衣。器形有釜、支脚、盆、盘、罐、杯、碗、拍等。石器较少，主要有斧、锛、锤。骨器较多，器形和工艺简单，有镞、锥、凿、鱼镖、笄、哨、鹿角锥、针等。贝器，是浙江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用近江牡蛎壳加工，功能应与河姆渡文化的骨耜相近。木器，有桨、矛、柄、杵、双尖头棍、碗、带销钉木器、扁担形器等。编织物，保存很好，器物种类有筐、篓、篮、席、扇、鱼罩等生活用器，以及渔网残块。它们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工艺最为熟练的一批编织物，原料是细竹子和芦苇杆。

第二大类，人工利用后废弃的动植物遗存。动物遗存中最多的是海生贝壳，种类有蚶、牡蛎、海螺、蛤、蛏等5大类，其次是各类渔猎动物骨骸，以鹿科动物骨头为主，也有一些猪、狗、牛的骨头，以及海鱼的脊椎骨、牙齿、耳石、蟹螯等；植物遗存中最多的是废木材和储藏坑中的麻栎果、橡子，以及果壳、桃核、松果、炭化米等。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初步显示出多方面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1.遗址埋深5～10米，是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首个沿海贝丘遗址，也是已知中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我国沿海地区史前遗址时空框架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

2.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等多家实验室测定，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这使宁波地区人文起源的历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既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沿海贝丘遗址考古的突破，也是中国海洋文化考古的历史轴线极大延伸和重大突破，更为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和全球海洋环境快速变迁提供了宝贵实例，并为今后开展海岸带考古和大陆架考古指明了可靠方向。

3.遗址代表的远古海岸聚落出现、发展到消亡的过程，与河姆渡文化一起清晰和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沿海地区远古先民创造海洋文化的奋斗足迹，表明：中国远古海洋文化与内陆古代文明交相辉映，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完整框架。

4.遗址出土遗物具有鲜明的自身文化特征。从遗址环境、文化内涵、生业方式、年代差异方面来看，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该是河姆渡文化的直系祖源。

5.井头山遗址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起源、发展的明确过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精确的时空坐标；对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起源和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也提供了关键材料。

6.井头山遗址是继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之后，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前，根据遗址古海岸的文化层超大埋藏深度特殊性，在中国沿海地区考古史上空前地为发掘区建造了10多米深的钢结构围护基坑，保障了此项特殊发掘的安全顺利进行。这一工作方式为今后开展类似环境下的考古发掘积累了艰苦且卓有成效的探索经验，具有首创性意义。 （执笔：孙国平）

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

施岙遗址古稻田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地处杭州湾南岸翠屏山与姚江河谷平原的交界地带，地表海拔1.4~4.2米，东南距田螺山遗址约400米。经勘探发现，施岙古稻田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遗址所在的1.5平方公里小盆地中共发现4处史前聚落，附近古稻田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为探索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农耕方式的演变，2020年至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采用了长探沟解剖与探方发掘相结合的方式，较大面积地揭露了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与良渚文化时期的三期稻田。

古稻田区域虽然面积广大，但整体地层较为一致，到位于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层之下的淤泥层，总体可以分为13层。其中第⑤、⑩、?层是泥炭层，⑥、⑦、⑧、?层是史前稻田层，④、⑨层是自然淤积层。稻田层是一种呈灰褐色，夹杂较多腐殖物，有大量空隙的堆积，与一般呈黑色或灰褐色有层理的泥炭层有较明显区别。

第一期稻田（?层）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位于两层泥炭层中间，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4800~4500年。较大面积揭露的西区南部，稻田堆积整体比较平整，表面略有起伏，西部略高，东部较低，发现一段宽2.2~2.3米的田埂。另外，在西区稻田边缘发现少量灰坑。稻田堆积和灰坑中出土少量夹炭陶的敞口釜、罐残片等。

第二期稻田（⑧层）属于河姆渡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700~3300年。发现了由田埂、河道、灌排水口组成的稻田系统。田埂共发现12条，东西向田埂有9条，一般宽0.3~1米；南北向田埂有3条，一般宽1~3米。东西向田埂基本纵贯东西，两端与南北向田埂交汇，间距16~41米，由稻田土堆筑，部分田埂下铺垫有较粗大的树枝。南北向田埂分布在两侧靠山区域，系利用黄灰色土堆筑。西区与东区稻田中各发现1条总体呈南北走向的河道，是稻田的水源。另外，大面积揭露的西区稻田田埂之间发现5处灌排水口。稻田边缘堆积与西区河道堆积中出土较多陶片、石块、木头、植物种子等，出土陶片可辨有绳纹陶釜口沿、豆柄、鼎足、澄滤器、罐等。

第三期稻田（⑦、⑥层）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2600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的“井”字形结构，由河道、水渠和田埂中的灌排水口组成的灌溉系统。共有7块田块较明确，最小的S5面积约230平方米，最大的S3面积约1750平方米，一般在700平方米左右。发现的田埂有22条，田埂宽1~4米，间距15~40米之间。绝大多数田埂由稻田土堆成，个别田埂由黄黏土堆筑。靠近两侧山体的地方，田埂往往变得不明显，并未直接延伸到山坡脚，而是在这些区域有意铺垫东西向的树枝和竹子作为道路。靠近西侧山脚，发现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是良渚稻田的水源。西区稻田西部边缘发现少量稻田的沟渠。另外，在稻田田埂之间发现10处灌排水口，良渚河道边缘发现1处木构排水设施。稻田边缘和古河道中出土较多陶片，可辨有陶鼎口沿、鱼鳍形鼎足、泥质红陶罐、黑皮陶豆等；并发现刀、斧、锛、磨石等石器，其中石刀是水稻的收割工具，数量较多。路12东端发现一条用作田埂中垫木的残独木舟，船头、船尾均残缺，残长5.6米、最宽0.8米、厚约3厘米。

经检测，古稻田堆积中含有较多水稻小穗轴、颖壳、稻田伴生杂草等遗存。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稻田堆积中水稻植硅体密度很高，尤其河姆渡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一般有1~2万粒/克，远高于一般认定的土壤中含水稻植硅体超过5000粒/克即可判定为稻田的标准。

不同时期古稻田之间普遍有自然淤积层间隔。在泥炭层中发现了一些较大的原生树木，表明泥炭层均延续了较长时间。河姆渡文化早期泥炭层和良渚文化晚期泥炭层之上均有自然淤积层，局部区域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与良渚文化时期稻田之间也有比较薄的淤积层。

另外，在古稻田西侧山坡台地上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聚落遗址，发掘了一批灰坑、灰沟等遗迹，另外还发现少量汉六朝断续到明清时期的灰坑和相关遗物，表明这一区域一直特别适合古人生产生活。

施岙遗址古稻田的发现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1.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

2.河姆渡文化大规模稻田的确认，是河姆渡文化考古与稻作农业考古的新突破。发掘揭示了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稻田结构变化，与以往环太湖流域发现的古稻田从小型稻田演变为大块稻田的结构变化不同，刷新了学术界对史前稻田和稻作农业发展的认识。

3.良渚文化时期完善的稻田和灌溉系统，“井”字形的路网结构，是东亚地区平原地带最普遍的稻田结构。古稻田的发现表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并对这一地区独特的观念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4.施岙古稻田考古，是由配合基本建设考古转为主动性考古的范例。工作过程中始终有科技考古工作者参与，采用了勘探、长探沟解剖与大面积揭露相结合的方式；技术上，形成和完善了以钻探结合发掘、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分析的古稻田寻找技术，具有示范意义。

5.根据姚江河谷调查勘探和宁波地区考古发掘成果来看，这一区域，在山前平原地带，普遍存在古稻田层，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发达。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为完整保存古代农耕遗迹创造了条件。

6.施岙遗址古稻田发现了古稻田堆积与自然淤积层的间隔，反映了距今7000年以来发生了多次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事件，为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执笔：王永磊）

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项目缘起

禁山早期越窑遗址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大善村北的禁山南麓，这里是宁绍平原的南部边界，处于南部的会稽山等山脉与北部沿海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曹娥江纵贯南北，直通大运河与杭州湾，不仅瓷土、燃料等资源丰富，同时有舟楫之利，交通相当便利。

禁山窑址周边的上虞曹娥江中下游地区，不仅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同时也是汉六朝成熟青瓷窑址的最重要分布区，包括了小仙坛、凤凰山等窑址群，规模大、产量高、质量优，是成熟青瓷发展上的第一个高峰。

本项目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相关的工作由两大部分构成：区域内窑址的系统调查与重点窑址的有计划发掘。在掌握相关窑址的产品面貌与技术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探索古代窑业面貌与文化内涵。

考古调查

调查工作始于2012年，在2012~2014年的近三年时间内，对以上浦盆地为中心的曹娥江中下游地区包括窑址群、河道、湖泊、道路、瓷土矿、燃料、庙宇、墓葬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以了解汉六朝时期青瓷窑场的分局、布局、瓷土矿的来源、燃料的来源、窑业的管理、产品的运输路线、产品的流向等内容。

经过初步的调查，确认区域内现至少有窑址160余处，其中东汉时期窑址60余处、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东晋南朝窑址5处、唐宋时期窑址30余处，发现了多个东汉窑址的新类型，可基本建立从东汉早中期至东汉晚期成熟青瓷起源与发展较完整序列。

在窑址的分布上看，整个窑址群又主要集中在上浦盆地的周边地区，这里不仅曹娥江纵贯南北，而且其最大的支流小舜江自西向东而来，亦在此处汇合，整个窑址群基本布局于两江的沿岸，河流在窑业的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经过我们的复烧实验，早期越窑的瓷土来源于窑址群周边水田中的白色青膏泥层，该土层质地细腻纯净、土色灰白，烧成后胎呈青灰色，与古代的越窑产品极为接近，现代该地区的仿古瓷仍在使用这批原料。而从窑址的分布来看，大的窑址群均围绕着湖泊布局，如窑寺前片的窑湖、凌湖片的淩湖、四峰山片的禁山湖、大湖岙片的大湖、皂李湖片的皂李湖，这些湖面积不是很大、水位不深，均处于瓷土矿的分布区，很可能是因古代大规模的取土而形成。窑寺前的窑湖据当地村民传说即为取瓷土形成。

从窑址群所在的区域溯曹娥江而上，进入了四明山与会稽山脉，这里山势雄峻、群峰连绵、林木繁茂，是窑业燃料巨大供应地，而滚滚而来的曹娥江，为燃料的外运，提供了高效而低廉的动力。

上浦镇曹娥江西岸的东山上，有始宁泉一眼，至今仍汩汩外流，昭示着这里是旧的始宁县所在，始宁县设置于东汉晚期吴会分治的公元129年，废于589年，基本与该地区的窑业兴衰相始终。在以山地为主、区域狭窄的上浦一带设置一个县，窑业的发展及其管理可能是它出现与废除的最大可能。

宁绍平原一带是汉六朝青瓷出土的最集中区域，数量多、种类全，然而相对来看高等级、高质量的顶级产品如大型的礼器类器物几乎不见，而这些器物主要集中出土于南京周边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因此其产品流向上明显有高低两个层级。

考古发掘

2014年5~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禁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窑炉、灰坑、灰沟等在内的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高质量、高档次的成熟青瓷器。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早期成熟青瓷窑址中发现窑炉最多、遗迹最为丰富的窑场。

揭露的5条窑炉遗迹中有3条均为长条形斜坡状龙窑，均保存较为完整；另外两条较短的窑炉结构上与龙窑有别，功能不是十分清晰。

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器型包括樽、簋、洗、盆、灯、罐等近30种器型，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制作与装烧工艺成熟而高超，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禁山窑址的发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1.汉代新瓷器类型的发现

上虞地区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成熟青瓷的出现又以小仙坛窑址的产品为标志，禁山窑址产品的种类、器型、装饰、装烧工艺以及时代等方面，又与小仙坛窑址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尤其在装烧工艺上，出现大量的三足钉形间隔具，是有别于小仙坛类型的一个新青瓷类型，对于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东汉—西晋时期完整的窑炉发展过程

禁山三条龙窑保存较为完整，并且在长度、装烧工具、坡度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代表了东汉至三国西晋不同时期的装烧工艺完整发展过程。在同一窑址内发现不同时期的窑炉遗迹，这在早期青瓷的发展史上，尚属于首次。

3.较完整半地穴式窑炉的发现

禁山Y2不仅是目前已知早期龙窑炉中保存较深、同时也是保存结构较完整的一条。从其保存深度来看，该窑炉至少是主体建筑大部分为构建于地下的半地穴式建筑，对于龙窑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4.单体间隔具的发明与改进

单体间隔具是以禁山为代表的窑场的重大发明，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改进。它的使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装烧量，而且对于釉面的影响极小，提高器物的美观性、艺术性。

5.高质量青瓷的发现

禁山窑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形式丰富的青瓷产品：胎体细腻致密；青绿色釉稳定，釉面均匀莹润；普遍使用轮制、模印成型，胎壁薄而均匀，器形规整；造型复杂多样，端庄大方；装饰华丽，纹饰繁缛复杂；装烧工艺成熟。

6.丰富的遗迹的发现对于探索窑场布局有重要意义

禁山窑址除五条窑炉之外，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大量丰富的遗迹现象，许多遗迹应该具有不同的功能，包括贮泥池、练泥坑等，对于探索当时窑场的布局，复原主体的工艺流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7.探索成熟瓷器起源及第一个发展高峰形成有重要意义

成熟青瓷起源于东汉中晚期，在三国西晋时期迎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禁山窑址正处于这一时间段上，它堆积丰厚，持续时期较长，从地层叠压上解决了东汉、三国、西晋三个时间段的前后发展过程，为认识青瓷在东汉起源后向三国西晋第一个高峰的发展这一前后重大转折过程，提供了考古学上可靠的依据。

（执笔：郑建明）

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这首《秘色越器》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越窑秘色瓷的神韵。但具体什么是秘色瓷，一直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发现，给出了秘色瓷的实证，由此也掀起了秘色瓷研究的热潮。

上林湖窑址群是唐宋时期越窑青瓷最为重要的生产中心之一。上林湖窑址群包括四个片区——上林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上林湖窑址群进行考古调查时，早于1983年就曾在后司岙窑址附近采集到与法门寺地宫同款的八棱净瓶残片。但限于各方面条件，直到2015年10月，才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队对后司岙窑址及后司岙水域实施了主动性田野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后司岙窑址是上林湖窑址群中产品质量最高、生产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处青瓷窑址。该窑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中部的西岸边，编号为Y66，是上林湖越窑遗址中最核心窑址。本次发掘面积近11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龙窑窑炉、房址、储泥池、釉料缸在内的较为丰富的遗迹，并清理了厚达5米的废品堆积，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精品。本次发掘除了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以外，在考古学方法上也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第一，此次发掘基本理清了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窑场的基本格局。

在窑场格局上，后司岙窑址以窑炉为中心进行布局。窑炉为依山而建的南方传统龙窑，基本为正南北向，较好保留了包括窑头、窑床、窑尾排烟室、窑门、窑炉两侧的多道匣钵护墙等在内的较完整结构。窑炉使用砖坯砌筑，而外围的挡墙则用废弃的匣钵叠砌。窑炉西边是丰厚的窑业废品堆积，主要是倾倒窑业垃圾处，废品与窑炉之间使用多道匣钵挡墙隔开。东边主要是作坊遗址，包括房址、釉料缸、储泥池等。它与普通窑场以窑炉为中心、两侧均堆积废品的布局有明显区别。

第二，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的基本面貌与生产工艺。

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胎质细腻纯净，完全不见普遍青瓷上的铁锈点等杂质；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达到了如冰似玉的效果。均为素面，以造型与釉色取胜。许多器物为首次出土。从装烧工艺上看，秘色瓷的出现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瓷质匣钵的胎与瓷器基本一致，极细腻坚致，匣钵之间使用釉封口，以使在烧成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

第三，此次发掘基本明确了秘色瓷生产的兴衰过程。在窑业废品堆积中分别发现了带有“大中”“咸通”与“中和”年款窑具的地层。这种瓷质匣钵在至少“大中”年间前后开始出现，但普通的粗质匣钵仍旧在大量使用，此后比例不断提高，到了“咸通”年间前后瓷质匣钵已占相当的比例，而“中和”年间前后完全取代粗质匣钵，一直到五代中期，均完全使用高质量的细瓷质匣钵。五代晚期，匣钵的颗粒开始变粗，密封性下降。结合纪年地层中出土物情况，我们可以确定最迟于唐大中年间前后后司岙窑址就已经开始生产秘色瓷，至唐咸通年间秘色瓷已占有相当比例，于唐中和年间秘色瓷的生产达到鼎盛，后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于五代中期以后衰落。因此瓷质匣钵及由此带来的秘色瓷生产，当是以后司岙为代表的上林湖地区窑场的重大发明。

第四，此次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唐代法门寺地宫与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秘色瓷产地等问题。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产品，与唐代法门寺地宫中以及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不仅在器型、胎釉特征上十分接近，而且装烧方法亦几乎完全相同，其中八棱净瓶目前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中。因此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本窑址的产品。

此外，在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多个“官”字款匣钵，结合1971年在其北边的吴家溪一带出土的光启三年（887年）“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墓志罐，可以确定后司岙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

第五，经过水下考古调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沉埋在上林湖之下的古水道、古水坝等重要水下文化遗存，为研究古上林湖的地形地貌、水位变迁与产品运输、聚落分布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材料。 

（执笔：谢西营）

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遥感分析和勘探调查，于2011年发现4座良渚时期水坝，并发现其与1990年代确认的塘山遗址、2009年发现的彭公一带6座水坝，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外围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涉及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于2015年7月~2016年3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调查勘探与发掘。发掘取得了水利系统整体分布、内部结构、营建工艺等相关认识，获得了关键地层依据，验证了前期碳十四测定结论的可靠性。

概况

水利系统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这些堤坝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和平原低坝三种。

1.山前长堤：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北靠天目山脉，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西段为矩尺形单层坝结构。中段为南北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间距约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北坝坝顶高程在海拔15~20米左右，南坝略低，坝顶高约12~15米。渠道底部海拔约7~8米。双坝的东端连接大遮山向南延伸的一条分水岭。分水岭以东属于塘山东段，为单坝结构。

2.谷口高坝：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6条坝体。可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高坝体高程约为海拔30~35米。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坝体厚度近100米。

3.平原低坝：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坝顶高程大约在10米左右。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不等。高坝与低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8.5平方公里，库区地势很低，现今仍为泄洪区。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发掘情况

2015年分别对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了发掘，面积共490平方米。

发掘证实狮子山坝体宽约123米，深度逾10米未尽，由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堆积层高低不平。坝体内仅出土良渚文化夹砂陶片1块。

发掘勘探显示鲤鱼山坝的堆筑方式为：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宽度约25米，深度达3米，坑内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可能与防渗有关。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在北侧迎水面的位置，用草裹黄土和散黄土间杂堆筑形成斜坡，其后部则又用黄色散土覆盖坝体的表面。坝内填土中发现数片崧泽文化时期的粗泥陶片和1片良渚文化中鼎或甗的腹片。

在老虎岭坝体北坡及西侧与山体交接处分别布置探沟2条，发掘面积70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在T1内发现良渚晚期的沟3(G3)打破坝体的最西端，沟内出土了T形鼎足、侧扁形鼎足、盉足等典型良渚文化时期陶片。

坝体断面显示草裹泥具有明显的分区现象，这种不同的分区应该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个周次的运量，同时表明铺筑时草裹泥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混杂，从而形成明确的区块。

认识

根据地层学和碳十四测年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

塘山顶部曾发现两座良渚贵族墓葬，一处玉器加工场，证实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时期。老虎岭的地层也证实坝体下限不晚于良渚晚期。

碳十四测年也可证实坝体的年代。经过多次取样测年，11条坝体的样本获得3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树轮校正值都落距今495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初步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运输、调水、防洪、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近年来对水利系统的调查发掘持续开展，目前在11条水坝之外，已经发现更多的坝体的线索，待进一步确认后，将对这一系统的结构完整性认识产生重要补充。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水利史通常始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现存的水利工程遗迹均不早于战国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古代东方世界各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其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执笔：王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