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日记里的档案——新中国成立初期秘密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上）》2022年8月9日 4版）
另外一次是1954年3月专程赴广州处理徐伯郊在香港收购文物及结束委托的问题。
父亲于3月9日到达广州，仍住在爱群大厦。10日，父亲去市府与朱光副市长谈让徐伯郊由香港来广州汇报情况。18日记：“上午10时，与蔡秘书同去中国银行与邢经理及港行负责人项克方晤谈。内容：关于‘古钱币的运入问题，方法是化整为零，由徐伯郊把珍贵、重要者，分包成小包，再由港行的往来同志携带来穗，以策安全。唯时间难定，携带之数量多寡，视方便条件而定。但由我们办好入境的海关免验证，以免麻烦。而大件的东西则另想他法运穗或暂存香港中国银行，带穗之件则暂存广州中国银行，择便带京。以上办法，蔡秘书向朱市长汇报后再研究确定。总之，先让徐伯郊回来汇报情况，以便研究。’26日，徐伯郊从香港来函，除了谈包装古币问题外，还需港汇一万元，经与蔡秘书核对港汇的账目并征求朱市长意见后，由蔡秘书办手续汇港。”29日记：“午后，市府蔡秘书来电话说，朱市长从昨天到今天都在市委开会，未来市府，所以给徐伯郊的信他还没看，但是为了拨款的问题，他往市委给朱市长挂了电话，朱市长没有什么意见，让我决定就行了。我们认为仇英的画已经买了，徐伯郊有些账还未结算，如不给他拨款，他就无法回穗，所以决定给徐先拨去二万五千港币，由蔡秘书下午办手续汇港……”
这段时间，父亲等候徐伯郊已近一月，仍不见其到穗，很着急。4月12日记：“午后返爱群大厦。接王冶秋同志和张珩同志的来信各一封。商承祚转来徐伯郊的电报，徐称三日后分装毕返穗。为何这么多天尚未分装完毕？怪哉！”24日记：“北京有电报来，是郑振铎局长的。至市府看电报，郑局长说，‘要接洽办理陈澄中的书籍。’这又是一个新任务，陈在香港，而徐又无消息，此事将如何进行呢？确需仔细研究。”阅电后，父亲去见朱市长，他们对徐伯郊不按时返穗均不满意。日记字里行间多有焦虑之词。
4月30日徐伯郊从香港回到广州，父亲与广东省文管会主任商承祚接站。日记：“四时，同商老一起到火车站去接徐伯郊，很不错，今天他总算来了。我多日来的不安与焦急，今天算告一段落了！为了便于了解徐的情况，我安排在爱群大厦与徐同住，不让他再住到沙面的胜利大厦去。”“晚与徐谈要结束以前的预算问题，并让他准备提出新的可购目录与新的预算，一是我们需要了解目前流散在港的还有哪些重要文物，二是安其心。关于收购陈澄中所藏那批珍善本图书问题，我让他即行函陈以征求其意图。他说，在港时，陈已表示要分三批出手。我认为，陈既因投资失利，急需用款，最好争取一次解决，既免于这批书籍造成分散，又免于分批解决，造成书价的变化（抬高）。关于在港已购之画，他说，各手续均已交清，交港中国银行沈同志之画为：陈及之便桥会盟图一张和张大千的王蒙画。我问他港地现有的文物情况，他说，盛氏册页极佳，但物主已把此画押出去，押价加利息，共约三万数千元。如买该册页，对方要价六万元，似此太贵了。关于杜秋娘画也如是，对方要价四万元。如此，则与张珩所谈价格相差一倍。看来在海外收购流散文物，价格是毫无准谱，也是无法掌握和控制的，如不严格掌握，慎重对待，只凭对方信口要价，则必使国家经费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点必须注意。我问他，他的这项收购流散文物的工作，在香港都有谁知道？他说只有陈仁涛因办理收购他的古钱而知道，陈澄中因联系收购他的善本书而知道，并且他与书画界无大关系，还有张大千，此外就无人知道了。并且张大千因前次将画卖给我们，已遭到报纸攻击，现在他自己绝不肯谈出……因为在港尚有剩余款项，我问他是否尚有可以马上解决者，他说有，三天内即可办妥返回，但能否如此，我还需找朱市长商量研究后再定。”
5月1日记：“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街上很早就热闹起来了。上午商老来看徐伯郊，大家谈了一些关于流散在香港的文物情况。午后又去商老家。在漫谈中商老拿出一些文物照片观览，在看中竟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照片中有一张王羲之的行穰帖，徐说此帖现在香港，可是，在“三反”时，故宫博物院的张宗良交待出，他曾将此帖盗出，后即追回原物，现仍藏于故宫，而现在竟又出了一件，究竟孰真孰假，值得研究。我向商先生要来此帖照片，以便回京后交给故宫研究参阅。二是，照片中有沈石田之《放牧图》一张，此画现在我局收藏，但细看照片，题诗虽然一样，而画面却不相同。据说此画之题跋皆假。徐说，该画也在香港。我也将此画照片要回，待返京后交张珩同志研究参考。由此看来，我国的古代书画，真赝混淆，有些以伪混真，实需慎重，否则极易上当受骗。”
5月2日记：“上午给市府蔡秘书电话，约与朱市长晤面的时间，约定在今日晚间。晚饭后即去市府同蔡秘书一起到朱光同志家。我汇报了在徐伯郊返穗前后的情况与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以及打算如何妥法结束委托的办法。他同意我的意见和办法。关于在港余存的款，根据北京、局里和朱市长的意见，我把这次同徐研究，可以马上解决者，提出以下几个目标：1.盛氏画册；2.王蒙之‘夏山商隐’（已带穗）；3.周朗之‘杜秋娘’；4.赵昌之花鸟，以这四件画为主（另有倪瓒之‘溪山仙馆’和明人‘姑苏图’，可做探询），但与周游谈洽时，可以他的字卷作为背拉，估计整个价钱可以便宜些，所拟选的字有：黄山谷写的廉颇、蔺相如的诗卷；米芾的‘珊瑚帖’；元人字集册；赵子昂‘妙严寺’。字以此四件为主，其余白玉蟾、赵子固（梅、竹、诗）一门三札，可作为附带考虑。朱亦表示同意……关于上述几件拟即购的主要画，除已带穗的‘夏山商隐’外，都是张珩同志认为极佳、可购之件，而且张函是经过冶秋同志看过，同意后才寄给我的。王冶秋同志还表示要以画为主。因此，我与徐伯郊商定目标，让他马上回港去办……夜晚，再与徐伯郊研究此次去港所拟解决之物，以及重点及价格等。他定于四日去港，七日返回。”
父亲于5月3日清晨即给北京郑振铎局长去电话，告诉他徐已到穗，并拟于四日再去港，征询他对几件欲购之物的意见。日记：“他说以盛氏画册为主，其余不在我们计划目录之内者不要。我告诉他这几件是张珩提出的欲购之精品。他让把目录用电报拍去，他研究后即复，乃即将电报发出。”“上午商老同徐伯郊去提取箱子。我给郑局长写信，以详细汇报近日工作情况及个人意见……中午他们才从海关把箱子取回来，徐交来之文物即有：仇英之‘莲溪渔隐图’一幅，王蒙之‘夏山商隐图’一幅（解放前天津有名的京剧票友韩慎光取别号叫夏山楼主，就是由于他曾藏有此画而成名），附有王石谷的‘夏山商隐’摹本一幅，新罗山人的‘美人图’一幅。此外，有陈仁涛之国宝金匮一只及各代纸币册页18开又二张。还有别人捐献国家的圣教序帖（拓本）一匣。而这次回来所未能携回的有：陈及之画未拿回，方方壶画尚未换回，及司马光的手稿共三件。要求他这次回去，务必把以上三件予以解决……”5月4日，徐伯郊离穗去港。
5月7日记：“晚八时后商先生来电话，说徐有电报来，我真是高兴极了，事情的步子总算还巧合顺利。我到商先生处取回电报，不过只是在进行的东西价钱并不如意，都跟我们的要求不同，都是多出去，尤其是盛氏二册少六万不行，周朗的三万，王蒙的也是三万，其余还没进行。我根据郑振铎局长电报所示给徐复电，除盛册与周朗可购外，王画听信再定，赵昌与姑苏图可进行，其余的画及字就不再进行了。（九时半发出）我又据此情况补入给郑局长的函中。”9日，“接徐之电报称，盛氏画册与周朗画已洽妥。赵昌画要2.5万，姑苏图要1.1万……另珊瑚帖及白玉蟾3.5万可办，让速汇款去。我将此情况拍电给郑局长，意见如何需速复。”12日，“上午接市府机要室电话，说有北京给我的电报，电报是郑振铎来的。内容大意是：‘古泉带京鉴定。给徐的报酬自委托之日起，按在港的时间计算，其数目可参考其他机关在港人员之薪金，由朱市长决定。陈澄中之书接洽的如何？谭敬的司马通鉴稿等五万能购否？盛册等均已购妥甚慰……夏山要慎重，必须先看照片再定。此外，即停止委托关系。’”
18日记：“接徐伯郊函称：周朗及赵昌二件已谈好，不过周游在日日拖延，未能马上交割，是否还有问题很难说。另外，姑苏图要与马和之的商颂同谈才行，可能不好解决。除此之外，他以一万五千元买了一卷元人焦粲（上有元人十七题跋）的画，据说是偶然遇到，他认为甚好，不过是否对，他难肯定，故寄来照片一份……中午即将照片寄京，并附一函：请鉴定此画如何？夏山及新罗二画，此地认为无问题，是否可以带沪，请徐森玉与谢稚柳二位再鉴定一下，请郑局长即电复。”
25日记：“晚上爱群大厦来电话说有信。取回一看，是孙家晋来的，他说，在这次出土文物展览时，毛主席曾两次到午门楼上去看展出的文物。好啊，让人兴奋的消息啊！不久，郑局长的电报也来了。电报说，他们认为焦粲雪莲图画的很好，可以购买。并问关于陈澄中的善本书进行的如何？还让把‘夏山商隐’和‘新罗美人图’带京审定。”
5月29日，徐伯郊由港返穗，古画带回。日记：“早点后去邮局取出汇来的300万，去省文化局漫谈。午饭后正想睡一会，但是一点半后接商先生电话邀去光孝寺拍照东塔施工像。三时半同去火车站接徐（刚才接到商的电话，我以为徐又有电来缓归呢？），很好，徐来了。出来时降暴雨中途下车避雨（以免画被淋坏）。返回后，徐表示各种东西基本带回（除陈及之与方从义未到）。但谭敬之物有变，因为押款四万元，付利息要数千元，其媳不能得到一万元不肯拿出吴文义的画。他们想不付利息，人家又因他们拟将画卖出而不肯，因此先将款五万元退出，俟他们互商好以后再办。据徐说东西跑不了。另外，他们将梅花道人的‘溪山仙馆’带回，另有带回‘珊瑚帖’与白玉蟾字。此外，他又买到张叔厚‘兰彩□’一件一万元，如不要可退。古钱没带回，据徐说沈怕出问题太冒险而不肯，不过只要总行同意由他们分包带穗，一月即可办完，不会有问题。”
31日记：“接郑局长之复电，同意购买梅花道人之画，并追问谭敬那司马手稿等三件，何故有变？又问陈澄中之善本书进行如何，速电复。至于陈及之与方从义二件，让设法早日带穗，以清手续。并告税款2500万已汇出，给华东之电报也已发出。”
6月2日记：“上午与蔡秘书同至中国银行与邢经理晤谈，商定古钱全由中行协助带穗。但他提出三点意见：1.以慎重为原则，不冒险，不强带；2.万一发生意外损失，他们不能负责，但尽力不使古钱损失为主；3.一切花销费用都由文化部负责。我强调以保全古钱为原则，凡不好带或不能带得，一概不带，暂存港行。他说等项克方同志来穗后再具体研究。邢经理接沈镛同志来电话说，‘梅花道人’卷，陈说三四天后始能送来，故不能马上带穗。我们不能因此这一件再等在广州，乃请邢经理在收到该画后，即交蔡秘书，暂存朱市长处，俟有便人即给带京。我将已带穗的四包古钱中的银币取出（我开收条交该行），我携回大厦后，交徐当面给我点清。下午和徐伯郊清理账目手续。”
3日记：“今天是在广州最后停留的一天。晨即给孙家晋拍去电报，请他转告郑振铎局长、王冶秋副局长和赵枫主任，我们今日午后动身去沪。上午去市府找蔡秘书，请他将古钱分包好交中行邢经理参考，并请他通知沈镛：1.在港行存放之物（包括押品），除经该行带穗者外，没有我们的介绍或联系时，一概不付给任何人；2.说明徐伯郊与我们的委托关系已告结束，将来有新的变化时，当另有联系和证明等。”
3日，父亲带回古画等文物离开广州，途经上海返京。关于此次赴广州，父亲的日记中说：“这次出差历时数月，诸务繁杂，多事牵扯，以致迟滞如此之久，所幸徐伯郊办理之事基本上算顺利完成，虽然几多周折，但总是把流散在海外的许多珍贵文物收集回来，免其散失海外。”从日记看，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工作绝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对许多困难，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别，有时需要拍照寄到北京多方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的政治形势影响等多重考验。这不仅需要眼光与识见，还需要策略和智慧，每一位参与抢救流散文物回购工作的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诚如父亲1954年6月18日日记中说：“我们今天设法把它收购回来，把散失了的祖国文化遗物再收集起来，予以妥善保藏，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保护文物政策，而且是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反掠夺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力维艰，但是党和政府仍将保护珍贵文物、遏制文物流失摆上重要议程。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1951年以后开始的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支持的结果，国家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由中央批给专用的外汇，用于抢救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物，并组织力量启动流散香港文物回购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抢救流散海外的文物收购工作十分关心，1953年1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曾专门观阅近年来所收购的古字画。父亲的日记记载：“（14日）今天上午接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我局把近年来所收购的比较重要比较好的宋元时代书画，选送一部分拿到中南海，请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审阅，我和冶秋同志立即将字画选送到中南海。为了便于毛主席观阅，中央办公厅帮助我们把字画陈放在勤政殿的东大厅，摆好后，时已中午，中央办公厅即招待我们在那里吃午饭并休息。”“下午二时后，我们正在东大厅等待，办公厅通知说主席来了。这时毛主席已从内侧门走了出来，后面跟随着朱总司令、董老、周总理等很多中央首长。我们赶紧迎上前去，主席先跟冶秋同志握了手，又跟我握手。以前我虽然见过毛主席，但是都是离得较远，今天我和主席面对面站着，我还握了毛主席的手，心里非常激动。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微笑着望着我在问我话，我虽然都答复了他老人家，但是太激动发音很小，主席没听清，还是冶秋代作了介绍。然后我又和董老、朱总司令、周总理等许多中央首长握了手。冶秋同志陪同毛主席，我陪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观看字画。当我们回到团城以后，同志们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还和他老人家握了手，许多同志都跑过来祝贺我，并争相握我曾和主席握过的手。”（1953年1月14日日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抢救流散海外文物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铭刻在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典篇章。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重读前辈们带有温度的信札和文字，他们为抢救文物奔走周旋的身影仿佛就在身边。从这些流散国宝回归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决心抢救流散文物的文化担当，感悟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书生报国、知难而上的家国情怀，更加激励我们努力做好文物工作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