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捐赠划拨仪式暨入藏纪念展开幕式”。捐赠的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往来信札是徐伯郊的旧藏密件，通信时间介于1952至1958年之间，共计124页。这批信札分为两组：一组是郑振铎与徐伯郊的往来通信（手写本13通，36页；副本18通，37页）；一组是王毅与徐伯郊的往来通信（手写本7通，10页；副本17通，41页）。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发表讲话说：“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流散的国宝，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抢救流散香港文物。这批信札主要为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是党和国家重视开展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重要史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收购流散香港文物的工作，是国家对文物抢救与保护的重要举措。一大批重要文物被及时收购回来，入藏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关于这次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工作，已经时隔60多年，当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此事又带有一定的秘密性质，所以多年来，关于此次文物回购工作究竟始于何时，又如何结束，其中参与的人物以及抢救的过程、细节等，并无确切记载和述说。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此次回购工作的文章，主要是柳向春2018年11月在《紫禁城》杂志发表的《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辛劳与功绩：郑振铎与香港文物收购》和他同年发表的《凡是“国宝”都要争取：香港回购文物记》，以及冯琳刊载在《紫荆》杂志2020年2月号的《“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传奇往事》等，作者利用已掌握的有限资料，为研究这次事件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尽量复原事情真相，对于其中尚未搞清楚的时间、背景、人物、细节等都做了存疑。读来收获甚大。
近日，整理父亲王毅的日记，在他的1952年至1956年日记手稿中，均涉及抢救流散于香港文物的事情。父亲自始至终是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主要参与者。其中，记载了他接受任务的过程和到广州办理香港文物回购的工作，及在广州期间与徐伯郊、广州市副市长朱光、朱光的秘书蔡传胜等人就文物回购工作进行的一系列交往。特别是1954年的日记，是他奉派专程去广州处理徐伯郊在香港收购流散文物的问题，以及将收购的古字画、古籍、古钱币等带回北京的经过，历时80余天，记载甚详。这一年的日记，是记在当时流行的“红星日记本”里，深绿色封面，扉页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日记本长15.5厘米，宽10.5厘米，日记共36000余字。父亲生前从未和我们谈过这次香港秘密抢救文物的事情，我们也从未见过父亲记载此事的笔迹。这次整理日记，我们才知道，父亲从1952年6月就正式接受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后恢复为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副局长王冶秋的指示，出面办理香港文物回购工作。
王毅（1919年—1982年），燕京大学毕业，从学生时代起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5年入党，并在平西根据地工作；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参加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的工作，当时文物部部长是尹达，副部长为王冶秋。王毅是文物部的四个“军管联络员”之一（另外三人是李枫、罗歌、于坚），他具体负责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和国史馆北平办事处的接管工作。之后任国家文物局秘书和办公室主任；1963年为支援大西北赴甘肃工作。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的交易中心之一，从内地流散出去的珍贵文物几经辗转运至香港，欧美、日本等国文物商人和收藏家闻风而来，抢购中国文物。当时，香港由英国管制，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如何安全、顺利地把文物抢救出来，是需要强烈的责任心和卓越智慧的。郑振铎先生利用早年与收藏家徐森玉熟识的条件，借助徐森玉之子徐伯郊之力，委托徐伯郊在香港代为收购。同时，与徐伯郊的联系又不能用政府名义，国家文物局方面也需要合适的人选具体负责办理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王毅正式接受了郑振铎和王冶秋的指示，出面办理香港文物回购工作。给予帮助与协助的有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经廖承志介绍的香港中国银行沈镛、由朱光委托的广州中国银行的邢经理。
父亲是从1951年2月开始参与这项工作的。从已经公布的郑振铎与徐伯郊的通信看，未见1951年以前的通信，而1951年他们之间的通信就有11封，全部都是谈从香港回购文物问题的。最早的一封是1951年2月29日，郑振铎在这封致徐伯郊的信中谈到：“您存港的善本，我们很希望能收购也。我局王毅同志赴穗公干，一切当面谈也。”可以看出，虽然此时未组建所谓“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但实际工作已经开展。父亲正式接受这项工作任务是1952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6月），郑局长和冶秋同志告诉我，为了及时把流散在港澳地区古代文物，特别是古字画（很多是国内所无的珍品），以免被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收藏家抢购去，所以决定让上海徐森玉之子徐伯郊利用他既懂古代字画之鉴定，港澳又熟的便利条件，委托他代我们在香港收购，由中央批给专用的外汇。此事周总理已批准同意办理，外汇由中国银行拨，而与徐伯郊的联系则不能用政府名义，故决定今后由我出面办理。”（1952年6月日记）
父亲王毅与徐伯郊主要是通过两地通信进行联系。从日记看，他与徐伯郊的当面接触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1953年2月，广州市博物馆丢失晋墓出土文物，文化部派父亲赴汉口与中南大区顾铁符先生同去广州调查了解并督促破案。2月3日到达广州，住在交际处（爱群大厦）。在广州的20多天里，除了与广州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市公安局局长孙乐宜谈该博物馆失窃问题外，主要联系文物收购工作。
日记记载：2月3日下午，“二时后我去市府找朱光市长，朱市长未在，即与蔡秘书（蔡传胜）谈了一下关于徐伯郊在香港代国内收购古字画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在香港还有已收购而尚未带回的画，什么原因，最好能查清。”“（2月）4日晨去市府，见到朱市长。先谈徐伯郊过去在香港收购画的问题，请他今后对此项收购国外流散古字画和文物的工作多予关怀掌握，然后谈这次来穗为博物馆丢失晋器事。适徐伯郊也来朱市长处，我即同朱市长去晤面……”“晚上徐伯郊来，略谈他购画之事以及多遇到之困难。适孟波局长来，未能向徐深入了解，他即辞去（他住于胜利大厦——沙面）。孟局长坐谈甚久，相约明晨去市公安局。”“（2月5日）下午去市府见到朱市长，他提出要跟徐伯郊做一次正面的交换工作意见，我觉得如何谈，应慎重研究。”“晚上去沙面胜利大厦看看徐伯郊，他正在草拟初步预算……”
3月7日下午，父亲约徐伯郊做了一次深谈。徐伯郊表达了他倾心办理收购文物的愿望，同时谈到委托他在港收购文物的报酬问题。他在香港时，由于办交涉、谈问题都是在咖啡店，所以要花些茶钱、车钱等小花销，因此每月给他二百元港币即可。“我把徐伯郊的情况及报酬要求等，给局里郑局长写信汇报，请他考虑。”
徐伯郊介绍了在香港的文物线索和已购、待购之文物。主要有：
陈清华藏宋版书80来种、善本书约数百种。陈为有名的藏书家之一，人称“南陈北周（叔弢）”。
陈仁涛藏有历代古泉17000多件，计刀币200多件，战国至秦国钱200多件，汉钱1500多件，三国、南北朝钱380多件，唐五代钱1500多件，辽、金、元、西夏钱500多件，宋4100多件，明1700多件，清6500多件。还有汉、唐、宋、明各代银铤7件，银铜币120件，金币11件，金银钱30多件，宋、金、元、清钞版、钞票650多件。这批藏泉可成立一个完备之货币馆。陈仁涛之著名者称为“金匮藏泉”，要价港币120万，经徐及陈君葆、胡惠春与之商谈，减少至9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36亿元（注：当时的货币）；另有殷周玉、铜金器多件，辑有“金匮论古集”。
王南屏藏有宋米友仁“云山图”卷、赵子固“墨菊”、元曹知白册页、明仇英“竹园逢僧”、清吴历“墨井草堂”、宋文彦博手札三通。要价港币30万。
周游共藏有画百余幅，其中好者如：宋马远“踏歌图”、宋人画册、元朱泽民“秀野轩图”等；王伯元藏有元明清画200余件，其中好者为：元陈惟允“仙山图”及明人画；余协中有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元赵孟頫书“道经”、任仁发“三骏图”和周朗图；张文魁有宋郭熙“树色平远”、宋米芾书“吴江舟中诗”、宋人书牍等；袁礼明有五代巨然“溪山兰若”等；胡子贤藏有明人书札；□翰屏有明人书札；戴伦有李郢书“七言诗”卷；李伯中有宋人墨迹、元人画；孙养侬有明夏昶“风雨竹”。
鲍国昌藏有各种金币300多件。另外，有宋毛益“牧牛图”、李唐“伯夷采薇图”、孙知微“江山行旅”、商琦“秋山图”、楼观“观瀑图”、李嵩“钱塘观潮图”、宋赵佶“金英秋禽图”、石涛“十六应真图”六卷。又，“罗浮图”（小十二开册，较精）；王季迁有李唐“晋文公复国图”、赵子昂“双松平远”、赵源“晴川送客”；张元曾有李公麟“豳风图”、马远“豳风图”、乔仲常“后赤壁赋”；王文伯有高克明“西山雪意”、王振鹏“金明池夺锦图”；卢芹斋有盛子昭“秋江待渡”；周游有马逵“久安长治图”、元人“秋猎图”、周朗“杜秋娘图”。
此外，还有任仁发“二马图”卷；赵子昂小楷“高上大洞玉经”卷；黄山谷书“伏波神祠诗”卷和“张大同”卷；黄山谷“廉颇蔺相如传”卷；元人集册；赵孟頫“妙严寺记”“胆巴碑”“一门三札”；赵子固“梅竹三诗”；文天祥座右铭；耶律楚材“赠刘阳门诗”；白玉蟾“足斋铭”；米芾“珊瑚帖”；宋宣和“四禽图”；恽南田画册；盛子昭“山水轴”；项圣谟“山水卷”一对；董其昌“金笺大册”；宋陈时中“花卉”四段。还有“李秀成的供状”；韩滉“五牛图”；董源“万木奇峰”（据说台湾想买，不知结果）；王诜“连山绝涧”；王维“江山雪霁”；董源“溪山行旅”和“寒林重汀”；赵昌、陈之明“花卉”四段；赵伯驹“六马图”（原系八马，现缺二马，无赵之题名，接缝处有西夏文印）和赵子昂“九歌图”（这两件据说是张大千的）；“夏山图”新罗山人画；赵氏“三世人马”；陈及之“便桥会盟图”；仇英“莲溪渔隐”；赵昌“蛱蝶图”；盛子昭画册；焦粲画和“姑苏图”；米友仁、司马端衡合画“杜陵诗意”；周昉“倦绣图”；王蒙“修竹远山”；宋代有款缂丝山水一幅和宋、元画各一册等（周大文家）。（1953年2月7日日记）
2月10日，朱光把徐伯郊从香港带来的五张画转交给父亲带回。日记记载：“上午去市府，朱市长未在，把徐伯郊的预算交蔡秘书，请他转交朱市长核阅。”“下午孟波同志约去市府……和朱光市长交换关于恢复和筹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大家交谈以后，他们走了，朱市长把我留下，他又把徐伯郊叫来，我们一同到朱市长家（登云路一号）。朱市长把以前徐伯郊从中国银行由香港带来的五张画，当面交我带回……这次交我的五张画是：马麟画‘二老观瀑图’一轴、宋徽宗画石、王蒙画‘西郊草堂’、任仁发画‘张果见明皇图’、赵氏三竹。”
2月23日日记：“晚十二点以后，陈万里自京来穗，并带来郑局长函，催速归。”“28日，根据来穗前局中指示的任务精神，主要是‘了解情况，督促检查’。此案是以中南为主，由公安部门负责，所以博物馆的案情虽无进展，我也不需久留此地，并且局中函电促归，今天我先至市文化局，向孟波同志告别，然后，去市府，朱市长去北京了，乃向蔡传胜同志说明我即返京，关于博物馆的问题及徐伯郊在港的收购文物事，皆希朱市长多予抓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