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重大部署、服务国家大局，建设文化中心、赓续古都文脉，夯实保护基础、创新学术科研。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不断攻坚克难，为首都考古、古建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研究院完成全市16个区186处革命文物调查，这是北京市首次大规模的革命文物调查工作，摸清文物保护单位现状并进行了评估，配合上级部门完成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的公布工作，为“十四五”期间相关工作提供了具有时效性和全面性的数据支持。

克服时间紧、任务重、天气寒冷、交通不便等困难，历时近6个月，研究院完成了北京市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共对101处地点进行了核查，确认32处石窟寺、33处摩崖造像。全面掌握了北京市石窟寺的现状和问题，建立起石窟寺与摩崖造像文物的资料档案。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副中心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将考古工作列为所有建设的前置条件。2018年以来，研究院先后完成城市副中心考古勘探68项，勘探总面积1000余万平方米；完成考古发掘56项，发掘面积约19万平方米，保护古墓葬、道路、水井等各类遗迹1万余座，出土各类文物9000余件（套）。考古为副中心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其模式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肯定与推广。

研究院为中轴线、老城、长城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增筹加码。其中，为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先后对先农坛、西板桥、正阳桥、寿皇殿等重要节点开展了考古工作。西板桥桥址及其河道的发现，为探讨北京中心城区元代以来内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对丰富北京老城及中轴线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正阳桥考古发现了保存较好的明代镇水兽，对研究正阳门前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轴线上的物质实证。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市场降层项目考古发现的古代灰坑和灰沟，有利于探讨地安门与鼓楼间中轴线之沿革。

琉璃河遗址城内新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层次清晰、内涵丰富，新出土铜器中关于“太保墉匽”的铭文，证实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早期太保（召公奭）所建之燕都，表明北京是世界上最早建城的首都之一，是研究北京建城史的重要实证，堪称“北京之宝”。

在文物保护工作上，研究院五年累计评审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方案及相关项目共1200余项，为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保护严格把关；完成北京地区涉案文物鉴定评估及文物认定争议裁定50余项，为公安机关及文物执法单位提供了专业的技术鉴定和执法依据；完成北京市“多规合一”规划审核1500余项，为北京规划建设及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五年来，研究院积极践行“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将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主动完成”，为各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等一大批重要发现得到妥善保护，不仅进一步延伸了古都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也有力地服务了北京城市建设。

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开展了《故宫养心殿地垫研究项目》等技术成果转化工作，节约修缮经费上千万，节省木材近千方；完成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等工作；承担了《北京“三山五园”地区不可移动文物系统性保护规划》等重点规划项目；完成了《北京市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成果复核》等工作，为全面掌握北京市现存不可移动文物的准确数量和分布情况，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奠定了基础。

研究院持续开展科研工作，不断强化课题意识，先后主持、参与了《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发掘研究报告》等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古建筑木结构安全性评价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研究。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10项课题研究。编写行业标准2项、地方标准5项，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先后出版《长沟汉墓》《北京古迹概览》等专著24部，发表简报、论文近300篇，数量和质量在全国文博单位中处于领先地位。

研究院还注重开展文物考古成果的阐释和传播。以琉璃河、路县故城、金中都、圆明园等公众关注度高的考古工地为依托，积极服务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和游客，着力讲好北京考古故事和文物保护科普故事。五年来，线上线下相关活动约1000余万人参与，北京考古的品牌深入人心。

院长郭京宁表示：“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院将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拓宽思路、创新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理念武装，坚持规划引领，建强驱动模式，努力实现一流的学术目标、一流的人才团队、一流的科研成果，推动北京文物考古工作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荣誉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