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考古工作、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发表重要论述，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考古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北枕燕山，南望黄河，东环渤海，西倚太行，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河北均有体现。同时，河北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良好的发展机遇，优越的地理环境，考古工作者不断赓续奋斗，促使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旧石器时代考古确立大泥河湾遗址群概念，泥河湾成为探索人类起源的考古圣地，“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适应与演化模式研究”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参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康保兴隆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考古发现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公布；内丘邢窑遗址、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回顾

旧石器时代

2012年以来，河北省启动“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并将蔚县盆地和怀来盆地纳入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圈，确立大泥河湾遗址群概念。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80多处，填补了不同时间段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空白。通过发掘，确立马圈沟遗址剖面保存了176-125万年之间17个文化层，飞梁遗址120万年，东谷坨、岑家湾遗址110万年，霍家地遗址100万年，马梁-后沟遗址群保存了80多万年至35万年前的9个文化层，东坡遗址32.1万年，摩天岭遗址31.5万年，雀儿沟遗址26万年，侯家窑遗址17万年左右，板井子遗址8.6万年，西白马营遗址4.5万年，油房遗址5-2万年，马鞍山遗址1.6万年，于家沟遗址1.6-0.5万年等等，基本构建起泥河湾近200万年发展演化时空框架。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对下马碑遗址开展综合性、多学科、跨平台研究成果于2022年3月2日以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4万年前中国创新性的赭石加工和工具使用）为题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在线发表。

新石器时代

开展冀西北坝上地区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并取得重大收获。

兴隆遗址发掘14座房址，3座墓葬，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为五期：第一期房址呈圆形，面积较小。陶器以施麻点纹大口圜底釜和板状器为主，发现较多的细石器、锛状器、磨盘、磨棒、骨柄刀等遗物，距今8700-8100年。第二期房址多呈圆角方形，面积扩大，室内流行规整多边形石板灶。麻点纹小平底筒形罐代替了圜底釜，板状器仍然存在，出现了较多的陶杯，距今8000-7600年。第三期房址除圆角方形外，还有圆形，面积40-50平方米，室内有石板灶和简单的支石灶，有的房址侧壁有较大窖穴，麻点纹平底筒形罐为主要器形，距今7450-7150年。第四期房址呈椭圆形，面积50余平方米，支石灶。陶器为素面圜底釜，距今6000年前后。第五期为2座圆形土坑墓，蹲踞葬，随葬品有鹿角、骨柄石刀、骨镞、骨笄、耳珰、镯、微型珠串等，不见陶器，距今约5500年前后。

四台遗址发现16座房址，文化遗存分为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房址平面多为圆角方形和圆角长方形，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在五座房址地面发现数量不等人骨，其中F2人骨多达14具，排列有序、布局规整，人骨附近发现有磨盘、磨棒和骨、玉、贝等遗物。出土陶器以素面大口罐和小平底筒形罐为主。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较少。骨器有骨针、骨锥等。装饰品有穿孔贝饰、玛瑙珠、玉玦等。浮选样品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皮壳，并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年代距今7700-7400年。第二期文化遗存，陶器均为手制，泥条盘筑法，烧制火候较高，器表施压印人字纹、波折纹、圆圈纹、圆点纹，典型器物为大口尖圜底罐，距今6650-6400年。四台遗址考古发现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邓槽沟梁遗址共发现四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第一阶段遗存仅发现长方形房址1座，房址内葬2具人骨，出土大口素面筒形罐与尚义四台素面大口罐接近，而方形石板灶和有肩石铲具有兴隆洼文化因素，测年距今8000年。第二阶段遗存发现数量较多陶片，文化内涵与后冈一期文化接近，距今6500年左右。第三阶段遗存发现多座白灰面房址，从出土陶器来看，文化面貌与海生不浪文化相似，距今5100年左右。第四阶发现龙山晚期石城一座，城内发现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文化面貌与内蒙古永兴店文化相同，距今4000年左右。邓槽沟梁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丰富，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之下的典型聚落遗址，该遗址对构建我国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夏商周时期

夏时期主体文化因素是以下七垣文化为代表的先商文化，肃宁后白寺遗址丰富了先商文化研究内涵。发掘面积775平方米，发现房址、灰沟、灰坑、灶址等遗迹。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特征，文化遗存为先商、早商、西周三个时期，其中以第一期先商时期文化遗存最为重要。出土陶器有鬲、甗、罐、盆、尊、瓮、豆、壶、直口缸、纺轮、网坠等；石器有镰、斧、镞和穿孔石器等；骨器有铲、刀、笄和卜骨等。文化特征以下七垣文化为主体，同时包含燕山南麓大坨头文化因素，东部岳石文化因素，体现出各种文化融合交汇的复杂性特点。

商时期抢救发掘了周家庄遗址和墓地，共清理商代墓葬17座，灰坑38个，房址1座，窑址2个。遗址和墓葬主体年代为商代晚期。两座规格较高墓葬南侧带有一条阶梯状墓道，位置居中，最大的面积达20平方米。其余为中、小型墓葬。由于盗扰严重，出土青铜爵2件、觚1件、簋1件，少量青铜兵器、玉器及其他饰品等。其中2件青铜爵鋬下发现有形似族徽图案。墓地从选址到墓葬分布排列均有一定规划，朝向统一，营建方式及葬俗一致。该发现将太行山东麓晚商文化遗存串联起来，为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格局发展演变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时期发现满城要庄城址1座，北城垣和西城垣底部保存相对较好，北垣残长约350米、西垣残长约327米；南城垣底部现仅余西段，残长约111米，东段被现代民房及水泥路占压、破坏；东城垣全段被现民房占压。城垣周围环绕城壕，其中北城壕残长约443米、南城壕残长约283米、西城壕残长约416米、东城壕全被破坏。城内发现夯土遗迹现象6处、道路1条、窑址2座、灶遗迹9处以及大量灰坑遗迹。发掘西周时期灰坑57座、灰沟2条、水井2眼、墓葬18座。出土陶器有鬲、罐、盆、豆、簋、钵等；石器有斧、锤等；骨器有锥、笄等；铜器有爵、觯、刀、镞等。铜爵鋬下有铭文二，其中一字应为“启”字。发掘东周时期灰坑126座、灰沟4条、灶址2座、房址4座、墓葬7座。陶器有豆、罐、鬲等；铜器有刀、镞；骨器有锥、笄；石器有刀、斧等。要庄遗址文化遗存从西周延续到东汉时期，尤以两周时期最为重要，当属两周时期区域中心性聚落。西周时期城址很可能与燕国分封密切相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战国、西汉时期

战国时期，故郡遗址发掘面积12000平方米，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葬70余座，东周灰坑600余座、水井65眼、窑址6处、道路5条、灶3座。墓葬中土坑墓以北向为主，随葬鬲、罐、豆、尊等日用陶器以及少量带钩、剑、镞、戈、镦等青铜器，少数有殉牲。积石墓东向或东北向，葬式仰身直肢为主，随葬青铜、玉石、金器及陶器等各类器物，普遍有殉牲。大型墓葬东侧附葬以沟槽相通的车马-殉牲坑，少数墓葬壁龛、填土置牲，个别殉人。车马-殉牲坑形制独特，西部为车坑或车马坑，东侧为殉牲坑，二者通过沟槽相连，殉牲坑内分层埋葬马、牛、羊等动物头蹄，底部有马头与车马坑内的车辆相匹配，形制独特。出土青铜器有鼎、瓠壶、壶、甗、豆、敦、匜、盆、舟、勺、鍑、剑、戈、镦、镞、带钩、环首刀等。金器有金盘丝耳环、金箔片及贴金铜牌饰等。玉石器有绿松石、玛瑙、水晶串饰、项饰、珠管、觹、珮等。故郡遗址从时代、地望与文化内涵来看，当属早期中山国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山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缺环。遗址面貌既深受华夏系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北方族群特色，强烈地反映出北方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相互交融历史过程，是北方族群华夏化进程中的具体映现。

助力雄安新区建设，完成雄安新区全域文物调查，登录文物点263处。对雄安新区起步区48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勘探。开展了南阳遗址、城子遗址、西河墓地、白龙墓地、沙窝墓地、鄚州城和古州城遗址等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南阳遗址揭露遗址面积3700平方米，解剖战国时期城垣5处，西城门遗迹1处，墓地1处，清理灰坑468座、房址15座、路4条、灰沟10条、窑址1座、墓葬12座、灶2座、瓮棺葬16座、井2座。出土陶、骨、铜、铁器等文物近千件，年代涵盖战国、汉代、魏晋北朝、唐代、宋、金、元时期。基本确认南阳遗址分布有南北并列大小两座城址，小城呈方形，边长200米，距城垣约20米有一周城壕，宽约12米；大城呈长方形，东西600米，南北500米，其北城垣与小城的南城垣重叠。距城垣约20米有一周城壕，宽约15米。南阳遗址主体文化因素应是东周至汉代的燕文化。通过对城垣解剖发掘，了解了城垣的建筑结构、建造方式及使用过程；确认了西城门位置、城门附属道路。

唐宋辽金元时期

邢窑遗址发掘北朝至唐代窑炉11座、灰坑144座、灰沟6条、井35眼、墓葬22座。出土碗、钵、盘、杯、罐、瓶、盆、壶、炉、俑、瓷塑、模子、各式匣钵、窑柱、支钉等完整或可复原文物2000余件。北齐至隋初瓷器以碗为大宗，另有钵、高足盘、瓶、罐、盆等，釉色多青和青中泛黄；隋晚期瓷器明显的变化是青瓷、黄瓷、白瓷显著区分，出现黑瓷，化妆土普遍使用，器类较以前丰富，器形也有明显变化。发现了三彩残片，胎色浅粉或白，火候较低，单色釉外壁绿色，内壁浅黄，两色釉为黄、绿，釉下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器形大致为碗、钵类。唐代遗物种类更为丰富，白瓷和细白瓷明显增多，出现较多的大型化器物，三彩残片也有较多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在邢窑烧造史、邢瓷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多项突破：首次大规模发现北朝时期灰坑遗迹，并批量出土同时期的遗物，把邢窑烧造史提早到了北朝时期；首次发现成组隋代窑炉，Y6、Y7、Y8，呈“品”字形布局，共用一个窑前工作坑，每座窑都有保存完整的窑门、火膛、窑床和部分窑顶、窑壁、烟囱，为研究早期邢窑窑炉开凿、布局和烧瓷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首次发现了“高×”“上×”“大×”或“×大”等刻款器物残片，字款皆刻划在器物底足外壁，字体大小不一，规整度一般，为邢窑刻款瓷器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确认城址呈长方形，南北约417.53、东西343.05米，面积约14.32万平方米。现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下基址，西墙有2道，间距64.15米，墙外有护城河。城门目前仅发现南门1座，门外有瓮城。城内钻探与发掘共确认遗迹109处，其中建筑基址72、道路22、水沟4、井2、灰坑9座。明确了城址最重要的轴线建筑分布情况，确认瓮城南门、城址南门、9号建筑基址、59号院落、3号院落共同组成了城址轴线建筑组群。明确了建筑构件烧造地——砖瓦沟窑址。出土可复原器物和典型标本2335件，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嫔伽、凤鸟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绿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鎏金龙形饰等，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字，螭吻上刻“七尺五地”“五尺五”“四尺五”等尺寸，部分建筑构件上刻“修内司”“天”“地”等款识。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发现刻“尚食局”款摩羯花卉纹碗盘22件，另有墨书“官”款化妆白瓷碗、仿汝窑青瓷盒等。铜器有坐龙、包角、门钉等，铁器有鸣镝、蒺藜、铁钉等。太子城遗址建筑基址保存完好，轴线建筑与附属院落等级分明，完整的平面布局与清晰的功能分区在中国城市考古中所仅见，为研究金代行宫建筑布局提供了范例，对辽金元时期城市考古发掘研究、我国建筑等级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开元寺南遗址发掘面积3164平方米。发现灰坑196个、房址35座、灶址18处、水井16眼、灰沟7条、墙基6处、道路5条、砖瓦窑2座、夯土城墙1处；出土可复原器物6700余件，分为日常生活用具、宗教遗物、建筑构件和手工业、商业遗物等。发现开元寺寺庙建筑、唐五代城墙、唐宋至明清民居街巷等文化遗存。发掘证实开元寺为正定最早兴建的寺庙，明确了唐以前开元寺的南部边界，并在唐宋金元时期经历了逐渐北缩的过程。获取了唐、五代时期真定古城子城的存在，明晰了子城城墙、城台的建筑结构，构筑方式。揭露了一批宋金时期民居建筑和街巷、排水遗迹，完善了这一时期的路网和水网系统，基本还原了开元寺南遗址自唐代以来街巷和民居布局的变化情况。开元寺南遗址文化堆积厚3-6米，划分10个文化层，分属于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出土遗物时代跨越北朝至明清时期，为研究唐、五代、北宋、金、元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探究北方、中原地区的瓷器生产工艺，探讨滹沱河流域的商业贸易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发展方向

以习近平总书记9·28和5·27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以及对考古工作提出的4点要求，探未知，揭本源，努力开创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新局面。一是持续开展泥河湾人类探源工程和冀西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工作，推进古人类起源与扩散，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人类生业方式与环境演化等重大学术课题研究。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泥河湾研究中心建成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圣地。二是推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展豫北冀南史前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追溯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发展历程，探索太行山东麓先商文化起源、发展演变进程，与中原地区共同构建夏商周三代早期中国框架体系。三是以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手，廓清红山文化在河北地域分布、文化谱系、源流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提示红山社会文明化发展进程。四是推进燕、赵、中山考古和历史研究，阐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五是推进邢窑、定窑、井陉窑、磁州窑系瓷器发展历史脉络、成分构成、创烧技术、装饰艺术，文化交流和传播路线研究，实证我国瓷器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六是推动数字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科学检测、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科技在考古发掘研究中的全面应用，提升考古综合研究能力。七是加大考古成果阐释力度，充分展示文物所蕴含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张文瑞 郝娇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