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博物院的很多重要藏品，都有一个特殊的来源：太原电解铜厂拣选。这些文物得以保存，都和一位老人密切相关，他就是太原电解铜厂的副厂长雷毓祺。

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大批文物得以幸存？又是怎样一种使命让这位老党员历时20年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初心？

雷毓祺（1928-2009），山西平遥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太原冶炼厂（厂名后改为太原电解铜厂，后又改为太原铜业公司）生产总调度、太原电解铜厂生产副厂长、太原铜业公司老龄委副主任、太原铜业公司老年公司总经理、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山西钱币学会理事。

雷毓祺之女雷亿，讲述了她父亲那不平凡的文物保护经历：

父亲是1949年2月在西北炼钢厂（现太钢集团）参加革命的。1949年7月组织上选派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培训学习。在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于1950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肩负特殊使命返回太原冶炼厂，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和平时期不公开党员身份的秘密党员，在隐蔽战线为党默默工作了二十多年。

父亲被选中做隐蔽工作，公开的身份是工人，享受的是工人薪资，政治面貌是群众，多次错过升迁机会。1972年身份公开后，如同在厂里响了个炸雷，“我们的党真是伟大，现实中还真有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大家从心底里更加敬佩父亲，他们说：“难怪雷师傅能力强，人家本身就是党员。”

父亲是1963年担任太原冶炼厂生产总调度的，具体工作就是协调、组织、管理生产。当时没有设生产副厂长，都是由父亲统管这块工作。用父亲的话说，身份公开不公开对工作来说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个称呼，从师傅叫成了厂长，从工人变成了干部。父亲是1974年被中共太原市委正式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正式进了厂领导班子，分管生产。

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物性格，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了拣选、抢救保护文物的一段历史。

1964年的一天，父亲偶然看到《新民晚报》上刊登的一篇关于《上海冶炼厂炉前拣选文物》的报道，心想太原冶炼厂和上海冶炼厂属同一个类型的企业，用的原料和生产的产品完全一样。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统配统销，每年都是冶金部给企业下达计划，原料和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因此，太原冶炼厂生产用的原料废杂铜除了由山西省内的供销社、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和金属回收公司提供外，还有国家从周边省如陕西、河南、河北等地调拨的，所以冶炼原料中也应该会有文物。于是，父亲便开始了自己的“寻宝之路”，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到原料堆场上转转，寻觅有没有“宝贝”。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父亲主持召开完调度会、安排好生产工作后来到原料库，在废铜堆中发现了一把小铜铲，形制特别，似铲非铲，他感觉是个不一样的东西，于是就找到山西省博物馆（现山西博物院）的吴连城教授请教，吴教授看后惊奇地说：“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货币叫原始布。”

父亲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这么珍贵的文物差一点被扔进炉内熔为铜水，喜的是厂里的原料中也真有“宝贝”，这是父亲拣选到的第一件文物。

这件事对父亲的震动很大，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也更加坚定了父亲拣选抢救文物的决心，他说：“只要进了我们厂的废铜必须精挑细选，决不能让国家的文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然而，对文物一窍不通、历史知识知之甚少的父亲来说，要在堆积如山的废铜中拣选文物又谈何容易。可一想到混藏在杂铜里的文物随时都有被化成铜水的可能，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下决心学习有关知识。父亲订阅了《文物》《考古》杂志，购买了《中国通史》等历史书籍，进行自学。

从那时起，父亲就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工作再忙每天都要坚持学习。父亲经过两年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每天到现场观察，在一些博物馆专家、老师的指导下，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掌握了大量的文物知识，成了业内的“土专家”，大家尊称父亲是“铜家”。父亲最初只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责任心，到最后对青铜器有了感情。

有段时间，父亲发现进厂的原料中混杂的文物多了起来，靠他一个人根本拣选不过来，担心原料工不懂文物误将其送进冶炼炉里。于是，他组织了由原料库工作人员组成的拣选文物小组，利用原料库工作的特殊性，把日常工作和拣选文物有机结合。父亲亲自担任组长，副组长是原料库长史国干，组员有段弻巨、张尚璞、秦安康、宋三益、萨玲等几位师傅。父亲经常给他们开会，组织他们学习，请博物馆的老师到现场指导，带领他们去博物馆参观，经常强调拣选文物的重要性：“保护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并制定出拣选文物的方法。一开始是有器型的物件都拣选出来，由父亲拣选后再做决定是否进炉，到后来师傅们基本上都能分清要拣选什么。原料库现场工的劳动强度很大，废铜是用麻袋包装，每袋一百公斤，袋袋都要倒出分拣。工作环境上也比较差，无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寒冷的严冬，都是露天作业。拣选小组的师傅们没有叫苦喊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沙里淘金一样将进厂的废铜原料全部细心地过一遍，兢兢业业，锲而不舍，不仅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还为国家拣选出大量文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部门、工厂都停工停产，由于厂里生产的产品——电解铜是国家重要的战备物资，国家照常下达计划，没有停止供给废铜原料。那些年，厂里也比较混乱，厂长、书记都被打倒了，成了走资派，父亲的身份很特殊，虽不是领导但还是继续管生产，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拣选文物的工作也没有中断；但是由于文物部门停止工作，拣选到的“宝贝”无处上交。

于是，父亲安排人员在库房值班室中隔出一个小库房。为安全起见，父亲采用厂里保护金砖、银锭的办法（三人三把钥匙同时到位才能开锁）保护库房，并将窗户堵死，加固房门，24小时专人值班。这样做，几年拣选到的文物一件也没丢，到1972年文物部门恢复正常工作后，一次就向博物馆上交文物500多件。

二十多年间，父亲和拣选小组的师傅们硬是从四十多万吨生产原料中拣选并上交给国家各类青铜文物3000多件。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物上起商周，下至明清，绵延3600余年。从种类上看，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车马器、造像、量器、印章、货币等。

这些文物有的刻有重要铭文，有的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有两米多高的铜佛像，有直径几厘米的古钱币，件件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文物总重量达到50多吨，其中铜钱30多吨。经博物馆专业人员系统整理，共整理出中国历代古钱币30多万枚，900多个品种，品类丰富，有不少是稀缺珍品。

父亲在这二十多年中，不断学习，对青铜文物和古钱币也进行了研究。在学习研究过程中，集全了一套古钱币。1985年他将这些品相极好的历代古钱币捐给了中国钱币学会，得到奖励4000元，他转手捐给幼儿园，为小朋友们买了钢琴。1987年太原电解铜厂被评为保护文物先进集体，父亲也受到表彰。

几十年里，太原电解铜厂与山西省博物馆（现山西博物院）通力合作，坚持不懈地从废铜中拣选文物。太原电解铜厂多次得到博物馆的鼓励和物质奖励。比如1979年底博物馆用2958元购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送给厂里，当时来说是个很大的奖励，父亲把这台电视机放到单身宿舍楼上，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拣出的文物不论是一件，还是一批，博物馆都是按照当时的铜价与厂里即时结算，件件造册、登记，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999年太原铜业公司拣选文物荟萃《沧海遗珍》是对父亲拣选文物工作的最好总结。2009年山西博物院《涓细成流——山西博物院捐赠文物选》是对父亲拣选文物工作的再次肯定。2004年10月父亲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荣誉。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十三年了，父亲的一生是无私的、高尚的，为国家、为社会、为铜厂奉献了一生。他留给我们爱国家、爱党、爱厂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品质培养教育了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千挑万拣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二十年拣选文物，雷毓祺用他的坚守，使这些历经沧桑的文物珍品重见天日。雷毓祺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从怀揣使命默默无闻地履行职责，到日复一日、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地守护文物。他无私向党，在铜山铁渣中拣选遗珍，是大忠；他心怀家国，二十余年守护国宝，是大爱。这样高尚的品德永远激励着我们，也永远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