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抗战通信展厅内，展示着一部旧版散文集《最后的旗帜》（1943年，重庆当今出版社），它的作者是东北著名作家孔罗荪。

《最后的旗帜》记叙的是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悲壮经历。当时孔罗荪作为吉黑邮务管理局的一名职员，和新婚妻子周玉屏利用过蜜月为借口，逃离了哈尔滨。书中充满了丧失国土的悲痛和强烈的爱国情绪。

孔罗荪16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辍学考入邮政局。当时考进邮局要经过国文、英文、算数、中外史以及常识的考试，考试成绩通过还需找担保人。就这样，孔罗荪成为道外五道街邮局的一名拣信生。

据吉黑邮务管理局的老职员回忆：那时候，凡是邮局都冠以地方名。道外五道街邮局是吉黑邮务管理局的第一支局；第二支局在道里水道街。道外是中国人汇聚地，又是商业中心，因此五道街邮局的业务异常繁忙。当时哈尔滨的商人多半来自冀鲁两省，劳工也是由关里而来，每天有很多汇票、信件及包裹。由上海来的绸缎布匹都由五道街邮局投递，当地土产也多半由这里向外寄发。所以这个局虽名为支局，实际在吉黑邮区内是个最忙的局所，被列为一等局。在全国汇兑与包裹业务统计数字中，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

孔罗荪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一边工作一边给《国际协报》投稿。不久，由孔罗荪提议，创办了《国际协报》的文学副刊《蓓蕾》周刊，并由他担任编辑。据孔罗荪的好友陈纪滢回忆，《蓓蕾》周刊在当时的影响力已超出东北范围，受到京津沪汉等地文坛的重视，而且把东北地区的作家聚集到一起。他还与20多位文友创办了“蓓蕾”文学社。

1931年8月，长江流域特别是汉口遭遇特大洪灾，哈尔滨妇女界发起游园募捐活动，孔罗荪以《蓓蕾》周刊记者的身份做现场采访，与义卖花卉的周玉屏相识并相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哈尔滨，山河易色，劫火蔽空。“蓓蕾”文学社的年轻人组织“寒光剧社”，排演了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男女主角分别由孔罗荪和周玉屏扮演，在同记商场剧场演出。但此剧只演了一场，就被当局扼杀。

据《最后的旗帜》叙述：“九一八”以后的一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还存在两个属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关——邮政局和海关，在它们的楼顶，骄傲地飘扬着代表中国主权的旗帜。旗帜在人们的心境上，撒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在敌人的眼中，它变成了敌视的刺。终于来临了，敌人要撤下这面最后的旗帜。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撤退进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敌人当亡国奴，还是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1932年4月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紧急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吉黑邮区员工回忆，当时由中华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

孔罗荪同底层邮工和民众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希望能“报国有门”。他和周玉屏决定提前结婚并一同入关。为了迷惑敌人，“蓓蕾”文学社的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二人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照片，特意取了“皇后下嫁衍圣公”的标题。

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

到了上海以后，孔罗荪进入四川路邮局，在挂号邮件组做职员。他结识了邮局的同事唐弢，唐弢推出第一部杂文集《推背集》，孔罗荪立即写了《读〈推背集〉》予以战斗的回应。

抗战时期，孔罗荪成为抗日文坛非常活跃的作家。据老舍之子舒乙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孔罗荪先后担任了文协理事、《抗战文艺》编委、《文学月报》主编。当时编《抗战文艺》就在他的家中，后来孔罗荪的家汉口三教街9号，成为文协的办事处。萧红曾一度借住在此。

作为邮工、作家，孔罗荪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装着祖国，追求真理的火炬从未熄灭。1939年，孔罗荪调到重庆东川邮局要密邮件组工作，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替党做了许多工作，掩护了许多党内同志。为了让他入党，党内作家特地请示过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明确指示：像孔罗荪这样的知名人士应当留在党外更有利，也便于更好地保护他。

新中国成立之后，孔罗荪成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他和文学大师巴金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特殊贡献。

孔罗荪在吉黑邮务管理局迈出了文学和斗争的第一步。时代和现实震撼、感染、锤炼着他。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血性、没有气节，也就不会有那样鲜明的爱恨情仇。只有这一步迈出去了，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他才有这样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