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铜钟（图1），1956年购自振寰阁。其舞部刻有“吴江州儒学教授陈义”等铭文，故应为吴江（隶属江苏苏州）儒学所用乐器。按其“至正辛丑”纪年款识，此钟应铸造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

自唐宋以来，儒学通常依附于孔庙，传授儒家理论，即所谓“庙学”。吴江儒学历史悠久，据明弘治《吴江志》记载，吴江儒学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建炎初年，毁于金兵。南宋绍兴年间，以东门外开江营旧基改建庙学。南宋末悉毁于兵。元至元十三年（1276）、三十一年（1294）重建。元贞二年（1296），改为州学。元大德到至正年间相继修之。

元代庙学在祭祀先师圣贤时要举行释奠礼，除笾豆簠簋等礼器制度外，还有一套相应的乐舞制度。据明弘治《吴江志》记载，元至正十二年（1352），达鲁花赤扎牙进制编钟、编磬等大成乐器。又据清乾隆《震泽县志》《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所存文庙大成乐器有至正二十一年（1361）州儒学教授陈义等补铸铜钟，正与元代铜钟铭文相合。此钟在清乾隆时期尚存两件，元代铜钟或为其中之一。故此钟亦可用于文庙祭祀，应为吴江儒学与文庙共用乐器。

元代铜钟通高29厘米，舞长13.4厘米，宽11.5厘米，铣长16.3厘米，壁厚0.5厘米，重2.75千克。钟体黝黑，呈椭圆形，五层阶式桥形钮，平舞，于口平齐。钮饰雷纹。舞面由钮分为前后二区，各饰一组龙纹。钲部有36个乳钉状枚，作五瓣梅花形，以菱形雷纹为地纹，枚间饰三角雷纹。篆间饰变形雷纹。正鼓部有圆形台面，上饰涡纹。舞底及内腔平整，无音梁、无调音锉磨痕。与之类似的元代儒学铜钟，有上海博物馆藏杭州儒学中吕钟（图2）、嘉定儒学钟、常熟博物馆藏常熟州儒学钟、湖南省博物馆藏衡州路儒学钟等。而上海博物馆及常熟博物馆藏儒学钟的钮作四层重叠方形环，篆饰对称龙纹，与元代铜钟有所不同。元代铜钟的阶式桥形钮亦见于明、清时期，例如四川三台文庙编钟（图3）、绵竹文庙编钟的钟钮均沿用了这种形式。（《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元代铜钟钲部以二方连续的菱形雷纹作为地纹，中心为梅花形乳钉突起的装饰，亦见于江西宜春元代窖藏、福建南平窖藏及新安沉船、杭州浙大新村元代遗址所出索耳三足炉（图4，《越地范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的腹部，应是元代较为流行的纹饰。其篆间所饰雷纹，在商周青铜器上流行的传统雷纹的基础上进行了变形，在方螺旋形雷纹间杂以  、三角、  、兽面等图案，具有独特的纹饰特点。

我国古代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追溯至宋代，特别是在北宋徽宗时，一方面宋宫廷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达到宣扬传统礼教，利于统治的目的，因此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器形貌大量仿造青铜器，以满足朝廷宗庙祭仪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研究商周青铜器为乐事，《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著录，成为朝廷仿古青铜器的标准样本。宋徽宗改革朝中讹谬残乐，崇宁四年（1105）制成大晟乐，并以崇宁三年（1104）出土的6枚春秋时期“宋公成”钟为样本，制作大晟编钟（图5）。

宋代仿古之风亦延续至元代，元成宗时设置出蜡局，以仿制古祭器。据《元史》记载，元世祖曾制定大成乐用于孔庙春秋祭祀。而自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开始，江浙行省成为当时的乐器产地。元代铜钟从形制上看，系仿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镈钟而铸造。关于元代铜钟的仿制样本，可能是《考古图》收录的鄦子钟（图6）、《宣和博古图》收录的宋公成钟等。而元代铜钟的雷纹可能仿自《考古图》收录的圆乳方文尊（图7），《续考古图》收录的鸟铜尊（图8），《宣和博古图》收录周细雷纹钟等。

元代铜钟鼓部刻有楷书铭文多达107字。其中鼓部背面刻有铭文5行37字，由右至左为“提调学校官同知吴江州事  马剌沙，判官郭鉴、顾登、邢宾，提控案牍郑义，都目郑珍、陈颐、谈涣”。鼓部一侧刻有铭文4行26字，由右至左为“司吏毕忠、沈文明、张寅、童懿德、赵文英、章天麟、陆天祥、赵文政、陈和”。鼓部另一侧刻有铭文5行44字，由右至左为“吴江州儒学教授陈义，训导赵钧、陶琛，直学乔桧，司吏顾天泽，乐师王子囗校正，铜匠陆用。至正辛丑仲夏吉日囗”（图9）。

铭文中涉及职官有同知、判官、教授、提控案牍、都目。同知为官署副长官。判官为参决民政，或兼捕盗之事。教授为学官，教导诸生，掌管课试之事。提控案牍为各衙署首领官，多由书吏及都目升任。都目为首领官名，管理衙门文书等日常公务，管辖吏员。吴江于元贞二年（1296）升为中州，据《元典章》记载，中州同知为从六品，中州判官为从七品，儒学教授为正九品。（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中华书局，2011年）

铭文涉及人名多达24个，其中赵钧、郭鉴、郑义、郑珍见于元苏大年《吴江州学记》、清乾隆《吴江县志·职官》。顾登、邢宾、陈颐、谈涣、陶琛亦见于《吴江县志·职官》。经与元代铜钟铭核对，《吴江县志·职官》记载多有谬误，例如同知邬马剌沙应为  马剌沙，郑琛应为郑珍，赵均应为赵钧。铭文末尾刻有乐师、铜匠之名，说明此钟经过乐师校正，由铜匠铸造，仍保留了物勒工名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铜钟铭文中的“提调学校官”亦见于上举常熟州儒学钟、嘉定儒学钟。有学者认为元代设有“儒学提举司”“蒙古提举学校官”，而无“提调学校官”一职。据《元史》记载：“儒学提举司，秩从五品。各处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吏目一人，司吏二人。”而据元代《庙学典礼》收录的《革提举司令文资正官提调》《学官考较儒人功业府州县文资正官提调》等有关儒学事宜的公文，在至元二十一年（1351）、至元二十八年（1368）均有令文资正官提调的记载。此外，据清嘉庆《两浙金石志》收录的《元成宗加孔子号诏书碑》的碑文末尾有“嘉议大夫绍兴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提调学校官臣朵思赤”。由此可以说明元代确有“提调”之说。

综上所述，元代铜钟为吴江州儒学祭祀所用大成乐舞编钟之一，为研究元代乐制提供了实物资料。此钟在仿古的基础上，其台阶式钟钮、梅花形钟枚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元代铜钟鼓部铭文清晰完整地记载了使用者、造器参与者的身份姓名及作器时间，可纠正地方志记载谬误，补文献记载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