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永恒的主题，不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融合、碰撞，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到一条“路”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景象呢？最近出版的《杨泓文集》有专文讨论东西方文化交流，笔者颇受启发。

谈到中国古代的中西交通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条大漠孤烟里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这条连接中西的大通道，从此开启了几百年的文明互动和文化交往，对古代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丝路沿线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为我们打开了重识丝路的时空大门。

已经发现的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文物，有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拜占庭的金币、花纹多样的织锦、精美的玻璃器和金银器等。古代西方国家的货币通过商路进入中国，大量出土的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表明，当时贸易往来频繁，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和拜占庭（东罗马）的商队可能是最多的，其货币在新疆、陕西、青海、河南、内蒙古、河北等地都有出土。杨泓在《与中外交通有关的遗物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中指出，在新疆乌恰、青海西宁发现的两批波斯银币，是作为货币而以某种原因暂时窖藏起来的，可见，当时的波斯银币在中国的西北曾经作为货币流通过。波斯银币（图1-1、1-2）甚至还被虔诚的佛教信徒作为供奉放到舍利函中，赋予其象征意义。

玻璃器和金银器为这条交通线上的交流增添了生动的素材，同时，工匠技艺的输入对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金银器制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不少玻璃器（图2）和金银制品，大都是经由丝路从中西亚甚至地中海地区而来。它们工艺精美，风格独特，在当时被视为珍品，有的还被放入装有舍利的石函内。

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一件鸭形水注（图3），是自由吹制成型的玻璃工艺品。该器呈淡绿色，它的流又长又直，流口模仿张开的鸭嘴，背部粘有一对小小的翅膀，腹部圆鼓，尾部细长，整个造型生动形象，不禁让人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景象，也许它的制造者有意用玻璃的浅绿来代表春日的惊喜。此物出土于辽宁北票，时代属于十六国时期，其家乡却是远在西方的古罗马帝国。

通过丝路来到中国的金器和银器（图4），在甘肃、宁夏、山西等地的考古中都有发现。甘肃靖远出土的鎏金银盘，来自东罗马帝国，雕饰精美，表面鎏金，盘中心用高浮雕工艺塑造罗马人物形象，倚坐在狮子背上。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北魏时期狩猎纹银盘，盘的表面鎏金，盘上饰波斯人物形象，正在狩猎野猪。该器产自波斯萨珊王朝。

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银执壶（图5），应是从伊朗地区输入古代中国的工艺品。这件执壶口沿有出水的流，形似鸟喙，壶底边缘有一周联珠装饰，最有特点的就是在壶柄和口沿相接的地方有一个胡人头像，胡人脸上有两撇胡子。类似的胡人形象装饰，在宁夏北周李贤墓、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器物中也有，可见这种装饰风格颇为流行。

不同物质文化的交流，最终都会在彼此的文明中留下印迹。伴随着丝路的兴盛，在外国商品大量传入的同时，由中国工匠制造的工艺品远销至中西亚地区，这些外销商品往往融入了当地的风格。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了一些具有波斯萨珊风格的织锦（图6、7），其花纹布局不像传统的汉锦那样纵贯全幅，而是用联珠圆圈分隔出各种花纹单元，里面是一些鸟兽纹，常见的有对鸭纹、对羊纹、鹿纹、鸾鸟纹、猪头纹等。

另一方面，在波斯金银器传入的同时，中国本土的金银器制造也吸收了波斯萨珊的金银器工艺技术。到了隋唐，经历了纹饰、造型、技艺的借鉴杂糅之后，出土的金银器既有异域风情，又有中国风韵，呈现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文明互鉴。

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金银器。八棱伎乐鎏金银杯（图8），每面内都浮雕狩猎图或游乐图。狩猎人或张弓射向野兔，或骑马追逐猛虎，游乐图中仕女或漫步花园，或吹笙、弹琵琶。银杯的环形柄上还有指垫，指垫上錾有一只小鹿，这种造型风格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银器。这件银杯上集中了古代突厥形象的狩猎人、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摩羯纹、唐代的仕女图，显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狩猎纹高足银杯（图9），杯身錾刻两组人物骑马狩猎的场面，口沿和近底部饰以缠枝花卉，这都是唐代常见的装饰纹样，高足则是受到了西方器物造型的影响。

这些散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出土文物，大多是当时商路上东西往来的商品，它们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还有文明交流、碰撞所带来的文化繁荣和发展。（注：本文部分插图引自《杨泓文集》，文物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