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该展是国博创建110周年之际，根据其百余年考古工作历程举办的考古成果展。展览精选240余件考古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国博考古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呈现国博考古从陆、海、空不同维度立体式找寻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物质遗存，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努力及成果。
1921年，几乎与仰韶遗址发掘同时，在河北钜鹿开始的古城发掘，揭开国博考古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长足发展，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设立专门机构，开一时风气之先。先后主持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南关商城、河南渑池班村、山西绛县西吴壁等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组织开展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调查、平潭碗礁和大练岛一号沉船遗址发掘及全国沿海水下文物普查等水下考古工作；开拓实施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内蒙古赤峰古城址等区域的航空考古调查工作；组织实施三峡文物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考古院，参与开展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巩固做好传统优势考古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向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探索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与变迁的代表性物证。
此次展览内容涉及国博主持或参与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到清代水下沉船发掘，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用考古学语言、考古学方法、考古成果和考古资料向观众呈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讲述悠久灿烂的中国故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
初期草创（1921-1949）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同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委派裘善元等人前往河北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发掘宋代古城，开我国历史考古风气之先。此后数年，又相继在河南信阳、湖北枝江开展古代墓葬发掘，前往京、冀、晋、蒙、豫、鲁、新等地开展文物调查等工作。
青白瓷瓜棱式执壶（图1） 1921年出土于河北省钜鹿故城。直口长颈，瓜棱式椭圆形腹，肩部一侧置短流，另一侧置曲柄。胎质细白，釉面莹润，釉色白中泛青，每瓣瓜棱间饰刻划纹，在颈肩拼接处、腹中部拼接处也随形刻划数道线纹。这件执壶造型端庄大方，制作精细规整，当为景德镇窑产品。
委角弧边方形镜（图2） 1921年出土于河北省钜鹿故城。铜镜是宋代百姓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用品。委角方形镜出现于唐代，宋代较为流行，是宋镜形制灵活多样的例证之一，素面镜也是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种镜式。这件铜镜出土于北宋大观二年（1008）被黄河水患淹没的钜鹿古城，是宋代平民阶层社会形态的珍贵物证。
筚路蓝缕（1949-2003）
1956年设立考古部，后几经撤立，于1979年稳定下来，并逐步发展壮大，以渑池班村遗址为“试验田”探索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影响深远；成立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研究中心，总揽并牵头实施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国博考古开始在多个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鼎（图3） 1985年至1986年出土于山西省垣曲商城。作为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青铜鼎是身份等级乃至国家权力的象征。商代前期的青铜鼎数量尚少，仅见于大型中心聚落之中。此件青铜鼎丰富了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资料，同时表明了垣曲商城的重要地位。与该铜鼎一同出土的还有青铜斝、爵等，共同构成了“食器”与“酒器”的组合，成为研究商代前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鬲（图4） 1988年至2003年出土于山西省垣曲商城。夹砂灰褐陶，侈口卷沿，深腹，上腹饰一周附加堆纹，其下还有数道附加堆纹连接足跟，腹饰绳纹，联裆下接三锥足。
与时俱进（2003-2012）
2003年2月2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事业继续蓬勃发展。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向晋南、关陇、苏皖等地，取得多项重大成果；水下考古工作迅速发展，足迹遍布国内沿海多个区域，积极拓展肯尼亚拉穆群岛等国外水下考古业务，承担培养国内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任务。遥感与航空摄影中心也在晋、蒙、陕、新等区域开展工作，为探寻古代遗址，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后续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科技考古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秦子镈（图5、6） 2006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陪葬乐器坑中出土钟镈一套13件，是迄今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秦子器。其中最大一件镈的鼓部有铭文26字：“秦子作宝龢/钟……”，故称之为秦子镈。此器规格较高，且铭文中带有“秦子”，是推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资料。此套钟镈系考古发掘出土，其置放位置等信息与掩埋时十分接近，为研究春秋早期秦国礼乐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蓝釉杯（图7） 2006年至2014年出土于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通体为亮蓝色，器身中下部和足部饰多周紫色联珠纹。此类纹饰源自西亚、埃及早期玻璃器皿上的装饰母题。杯子表面的蓝色和紫色即一般所谓的“汉蓝”和“汉紫”，非自然色，而是我国东周及两汉时期人工颜料合成色。此类颜色广泛应用于陶器、壁画、珠饰等表面，如秦始皇兵马俑之所见。马家塬的这件汉蓝、汉紫釉陶杯形制和纹饰母题应该来自西方，颜料则为本土制作，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图景，是前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
时代新章（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中国国家博物馆紧跟时代脉搏，于2018年成立考古院，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田野、科技、环境四个考古研究所，以及公共考古办公室。强化了考古院在博物馆中的职能和作用，逐步形成了考古工作的新格局。国博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展了新疆乌什吐尔、玉孜干遗址的考古工作，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流互鉴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子车戈（图8、9） 2014年至2017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秦子车氏有三良，其中奄息是“百夫之特”，仲行是“百夫之防”，针虎是“百夫之御”，皆为贤臣，从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立下汗马功劳。穆公死后，子车三良殉葬。《诗·秦风·黄鸟》云：“……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便是秦人哀悼“三良”之语。此戈有铭文十四字：“秦公乍（作）子车用（严）武（灵）戮畏不廷。”“秦公”即秦穆公，为春秋五霸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穆公作器目前仅此一件。
串饰（1组）（图10） 2018年出土于河北省康保县兴隆遗址。该组串饰发现于3号墓（M3）西侧个体头部，由约30件单体玉饰组成。单体玉饰多为扁长方体，少量为圆柱体。扁方体玉饰侧面均以两孔横穿以便彼此连缀，穿孔直径1-2毫米，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3号墓的三个墓主均在头部佩戴了此种串饰。该墓的发现丰富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居室葬的内容与形式，为探讨早期玉石器手工业生产技术、先民的审美需求与精神活动提供了珍贵资料。
金远洞巨副驼骨架（图11） 巨副驼是副驼属的属型种，是唯一属种均以中国材料为模式的骆驼。百余年来，巨副驼零星发现于旧大陆北部，北美也有报道。金普金远洞发现至少45件巨副驼化石，最小个体数5，是该种最丰富的遗存。国博学者主持了巨副驼研究，复原出该种全球唯一骨架，头高超3米，体型约1.5倍于双峰驼，大于北美几类大型骆驼，为迄今所见地球历史上最大的骆驼。
（部分图片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