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考古学的起步阶段，最为辉煌的成果似乎都聚焦于以仰韶、城子崖为代表的史前期或以殷墟为代表的三代时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1921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河北巨鹿县钜鹿故城进行了建馆以来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比较规范的历史时期考古发掘。

钜鹿发掘出的宋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批器物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时局变化等原因，钜鹿故城发掘相关信息已模糊不清，对于钜鹿宋器的发掘过程、文物内涵、研究流传等学界掌握资料有限。作为钜鹿宋器文物整理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本文拟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钜鹿出土文物实物、相关账册、历史文献，初步厘清钜鹿宋器发掘、早期研究及收藏与南迁情况。

第一次田野实践：钜鹿宋器的发掘

民国初年，巨鹿地区陆续有人发现瓷器等古物，闻讯而来的古董商人迅即将出土文物以“钜鹿宋”的名义销往北京、天津乃至海外。民国九年（1920），北方五省旱灾，一时之间，京津古玩市场充斥着“钜鹿宋器”。

当时巨鹿县属直隶管辖，省会为天津。天津博物院的筹备者率先行动，以直隶实业厅的名义派馆员李详耆和张厚璜“选购铜铁陶磁百数十件”，但在20世纪20年代，仅凭文物收购所获得的信息已难以满足学界研究视野。为进一步研究、保护文物，国立历史博物馆派馆员裘善元等人前往钜鹿“为一精密之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经由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由当时北洋政府以《训令》形式颁布，《训令》中明确指出了发掘目的“搜罗旧物藉供考古”，并要求钜鹿地方官员“俟该员等到县时，安为照料办理，俾便进行。”

裘善元等人面对出土之物出售一空的情况，根据巨鹿县三明寺所存北宋宣和三年《三明寺妙严殿碑》，推测宋钜鹿故城三明寺应在附近，因而以调查宋代建筑为目标，与当地农会协商在现寺址西侧展开发掘。

囿于人员、预算限制，在巨鹿的实际工作虽不足1个月，但在其发掘工作仍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首先，本次发掘在工作方法上初步辨识出自然地层。发掘过程中，发掘者充分认识到了自然土层的区别，辨识出浮土层、褐色土层、黑焦土层，并将3种土作为参考品收集，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至今，成为中国考古发掘中关注自然层位现象的最初实证。另外，发掘者还辨识出院外有一独立的“古钱土坑”，很可能是近代考古中关于灰坑乃至窖藏的最早记载。

其次，发掘成功确定了遗址性质，并尽可能分析出相关信息。在确定钜鹿故城为洪水骤然淹没的情况下，发掘者通过门窗、房梁等的保存情况，确定宋代地层并非寺庙，而是两处不同的民居，并根据“其木桌上，犹杂陈粗劣箸匙碗碟”及瓷器底部墨书，确认两家主人分别为王姓与董姓。

最后，发掘获得了钜鹿故城唯一一批经由正规考古发掘所获文物。发掘者在无先例借鉴情况下，摆脱狭隘的古物鉴赏、收藏视角，除陶瓷器外还精心收集了大到房梁、木桌椅，小到铜钱、发簪、残漆器底等文物200余件，并整体纳入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钜鹿出土瓷器碗底尚有工整小楷书写的“左四”“右三”等文字及器物名称。考虑到在20世纪20年代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河北巨鹿、河南信阳、湖北枝江3次发掘中，仅有钜鹿故城因发掘最早未能绘制遗址平面图，且仅有部分钜鹿出土瓷器底部写有这些文字，我们推测这些文字很可能是考古田野工作最初阶段，发掘者对器物位置的记录尝试。

展览与出版：南迁前的钜鹿宋器

国立历史博物馆对钜鹿故城的发掘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据《鲁迅日记》记载，发掘者“方自巨鹿归”，鲁迅前往拜访，并收藏了由发掘者代为购买的“宋磁枕一个，已破碎而缀好者，价三元五角”；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钜鹿文物大半流散，“今一小部分为教育部所得，陈诸午门之历史博物馆，然其细已甚矣。”

国立历史博物馆也通过展览、出版、文物保护等途径，积极保护、展示、利用钜鹿出土文物。

在展览方面，博物馆将发掘出的文物以专题形式展出，以收费的方式对公众临时开放，并将展览收入定向捐赠给河南地区灾民。此后，为赈济全国水灾与江西水灾，博物馆又先后两次举办临时收费展览展出钜鹿出土文物。1926年，正式开馆后，博物馆单独辟出第八陈列室作为“发掘物品”展厅，后又转移至第二陈列室。其中，展出“所得桌椅梁门以及各种瓷器，如瓿、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图片，共计二百十四件”，发掘图片包括请地理学者制作的《钜鹿县图》《三明寺在钜鹿县之位置图》等辅助展品。

在出版方面，博物馆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3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其中，第一年第一册发布了《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符九铭先生梦云室丛谈·钜鹿故城》两篇文章，《钜鹿县三明寺妙严殿记》《邢州钜鹿县三明寺大悲院新修阁编砌石阶基镌邑人名并序》两碑文全文，并发表了钜鹿宋代故城桌椅、钜鹿宋代故城豆盂2组4件文物的照片。

在研究方面，博物馆积极支持国内外学者研究工作。如著名学者丁文江多次入馆对于钜鹿出土器物“作长时间之研究，摄照各项影片三十余种”。广州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清华大学黄宗昌、东亚考古学会总干事岛村孝三郎等先后来馆观摩、研究钜鹿发掘所得宋代器物。

南迁与遗忘：“消失”的钜鹿宋器

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1927年，因经费匮乏，《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出版3期后中断；1928年，北伐成功，国立历史博物馆改隶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春，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属教育部，同年8月，复由中央研究院接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最辉煌成就的诞生地，但对于史语所考古组来说，殷墟、城子崖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与三代遗址才是工作的重点，钜鹿故城及其相关出土文物并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

对磁州彭城窑的调查是史语所与钜鹿宋器最接近的一次。此前，在钜鹿宋器研究热潮下，英国人赫勃逊最早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磁器”就是钜鹿故城出土的化妆土白瓷，进而提出了磁州窑系。英国人司瓦洛、瑞典人卡尔·贝克等极力寻找瓷器产地，并于数年后在河南修武找到当阳峪窑。而此时，前往磁州窑最重要产地之一彭城窑进行调查的史语所工作人员，虽然在窑址对“陶磁原料，制作方法，器物形式，均详为记载”，但其报告重点仅关注瓷胎与“殷墟出土之白色陶片”的相似性，对磁州窑白瓷与钜鹿宋器的相似面貌则不置一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史语所南迁提上日程，并最终在1933年成行。为保护文物，博物馆组织多批次文物南迁工作。根据现有档案分析，在1921年发掘的钜鹿宋器中，最为人关注的木桌椅、较为精美完整特别是带有墨书的瓷器多在南迁之列。据1935年傅斯年寄给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存京物品箱件清单》记载，仅南迁钜鹿瓷器就有166件，木桌椅等尚未计算在内。

这批南迁文物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后，又调回10余件钜鹿出土瓷器作为基本陈列展品展出，从文物交接账目分析南迁文物大多较为完整、精细。这批文物后因展览调整大部返还南京博物院，仅1件留馆。从留馆的白瓷碗来看，器物基本完整，造型规整、胎体细腻、釉色较为洁白，碗底有墨书“钜”字，可印证抗战前择优南迁的史实。

随着对钜鹿宋器在考古学史、博物馆史、陶瓷考古等领域价值的再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正在加快推进钜鹿宋器相关文物、账册的整理和鉴定定级工作，相关成果也将陆续发表。

（作者单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