箍形玉器是我国古代玉器文化中具有鲜明特点的类型之一，又称玉箍形器、马蹄形器、斜口形器、筒形器等，对于这类玉器的称谓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约定。从考古发掘来看，箍形玉器多发现于我国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期，关于它的器型来源和使用功能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箍形玉器是一种祭祀礼器，其内部中空、上下贯通，在祭祀时起到沟通神灵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是部落首领头戴的王冠，或是用来装饰头部和头发的发箍，起到固定头发和束发的作用。还有学者根据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箍形玉器内发现的玉签，推测其为占卜工具。到目前为止，关于箍形玉器的实际作用一直没有准确的定论，而对于箍形玉器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史前时期，且以红山文化为核心。研究的内容多倾向于器物定名、工艺、用途等，箍形玉器的起源、发展与没落研究较少。另外针对夏商周三代箍形玉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再加上后期的历史文献中少有记载，造成对这类玉器在传承发展方面的认识一直迷雾重重。虢国墓地M2009号虢仲墓出土两件箍形玉器，与常见的箍形玉器相比显得比较特殊，器形仅为箍形玉器的一半，笔者暂称其为“半箍形玉器”。这一类玉器似乎与史前时期的箍形玉器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器形上也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本文借助虢仲墓出土的半箍形玉器，探讨一下西周时期箍形玉器的使用及发展情况。

虢仲墓出土两件半箍形玉器。其中一件人面纹半箍形器（图1）放置于内棺盖板上，因墓葬塌陷受到挤压，出土时器身断裂并有几处缺损。玉色呈黄褐色，局部受沁后为黑褐色。器身呈半椭圆形，通高14.5厘米。上端口沿较宽，呈大斜口形，长径10.2厘米、短径8.2厘米；下端底部略窄，为小斜口接近平底，长径7.8厘米、短径6.5厘米；厚0.2至0.4厘米。器身正面雕刻浅浮雕人面纹，面部轮廓清晰，表情威严肃穆，五官比例协调，眉、眼、口、鼻俱全。眉上装饰二周凹弦纹，圆眼微凸，鼻梁直挺，嘴部微张。器身背面一侧有三个圆形穿孔，穿孔边缘部切割平齐。另一侧无对称穿孔，边缘未经修整，略显粗糙（图2）。

这件半箍形玉器与红山文化箍形玉器有相似之处，器身为直身圆筒形，上端口沿为斜口形；但是局部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一，在器型上，红山文化的箍形玉器周身一圈完整无缺，但这件背面经过切割后形成半箍形。其二，在纹饰上，箍形玉器通常为素面无纹饰，这件表面饰有人面纹。其三，箍形玉器通常器身少见穿孔，这件背面一侧并列三个穿孔。在与红山文化箍形玉器对比后，笔者认为这件西周时期的半箍形玉器在继承红山文化箍形玉器的基础上，器形和功能上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首先是纹饰，人面纹是常见的玉器纹饰之一，也称为神面纹，这是一种对神灵或祖先的形象表现。这种将人面纹与器物结合的表现方式较为常见，如半坡文化的人面鱼纹盆、良渚文化的人面玉琮、商代的人面纹方鼎等。在玉器表面增加人面纹，是为了增添玉器的神秘性，增强其作为礼器的地位。人面纹与箍形玉器结合，说明这件半箍形玉器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礼器的功能。通常西周时期，棺椁中的内棺盖板上多放置玉璧、玉琮、玉璋、玉戈等重要礼器，这件玉器下葬时也放置在内棺盖板上，进一步说明半箍形玉器具有一定的礼器功能。

另一件凹弦纹半箍形器（图3）出土时器形完好，整体呈半圆柱体，通高7.9、直径7.2、厚0.4厘米。部分受沁有黄褐色斑纹。器身表面三道横向的粗凹弦纹将纹饰分割为四条横向突起的宽带纹，又由三条竖向的粗凹弦纹将四条宽带纹分割，在宽带纹上还装饰有十道细凹弦纹。整件器物主纹突出，地纹疏朗，凹凸相间，构图对称。凹弦纹的层层线条所表达出的平行顺畅和整齐统一的美感，相比人面纹少了神秘威严的宗教色彩，多了简约质朴的生活韵味。从这件半箍形玉器的器形来看，它并非箍形玉器常见的大斜口，而是上下平口。这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箍形器非常相似，可能是受到商代箍形玉器的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凹弦纹半箍形器出土时套在墓主人的左手腕处，出土位置是判断器物功能的最有力证据。红山文化箍形玉器出土时也有发现于墓主人手部的情况，因此有学者判断其为臂饰或腕饰。但无论作为臂饰还是腕饰，周匝完整的箍形玉器在佩戴或穿戴时会受到器型约束而极为不便。笔者认为半箍形玉器的缺口是为了方便佩戴而逐渐演变出的一种器形，这种半箍形的设计，无论人手臂、手腕粗还是细都可以轻松佩戴。再结合人面纹半箍形玉器背面的三个圆形穿孔推测，很有可能穿孔是佩戴时起到系绳固定的作用（图4）。综上可见，箍形玉器发展到周代，礼器作用逐渐弱化，在保留礼器功能的同时，更加突出其装饰作用和实用功能，这是礼器世俗化的一种体现。

纹饰与器形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器物创造的理想境界，纹饰的变化与时代精神形成一致，器形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人面纹威严凝重，凹弦纹简约质朴，不同寓意的纹饰表现在同一种器形之上，反映出器物的功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当半箍形玉器的宗教功能逐渐衰退，器形与实用结合成为主流，在保留原始痕迹的同时，演化出新的器形、纹饰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