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重器，因铸有497字(也有499、500字之说)长篇铭文而雄冠天下。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后经陈介祺、端方、叶恭绰等人递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烟台市博物馆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一张毛公鼎拓本，含铭文和器形两部分，并有多家题跋（图1）。现将相关信息及初步认识介绍如下。

馆藏毛公鼎拓本为卷轴装，画芯纵157.3厘米、横64.2厘米。画面中上部是铭文拓本，分左右两块，两侧各钤“丁佛言”小印一枚。下方是器形拓本，两足在前，一足在后，鼎右下钤“簠斋藏三代器”白文印。“簠斋藏三代器”是清代金石家陈介祺常用印章之一，《簠斋吉金录》中的毛公鼎铭文拓本亦钤盖此印，据此判断馆藏品为陈介祺藏器时拓本。画面右下钤“迈钝”“古徐乡人”印章两枚，皆为丁佛言自用印。丁佛言（1878-1931），原名世峄，号迈钝，山东黄县（今龙口市）宋家疃人。近代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著有《说文古籀补》《续字说》等。

画面右上有“毛公鼎”楷书三字，落款“徐周遗记”。画面左下另有徐周遗题记一则，文曰：“此鼎乃三千年周初宝器，至今完好，文义篆法穆然，想见镐洛遗型。自宋以来，金石家所收古器，无此典重命辞。齐钟、曶鼎、颂敦、虢盘均不足与相埒。因释其文，用西人石印法传之，为海内学者广其闻见，藉资考证。此鼎为潍县陈寿卿丈介祺所藏，拓本至不易得，尤为可宝也。此本购于济南古玩商，经多友在中调说，结果用三百元得到，当托友带到北京，托现代各大金石家提拔（题跋），尤足珍贵宝藏。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四月十四日，黄县周遗徐荫田。”徐荫田（？～1951），字周遗，山东黄县徐家村人。1940年至1942年间任黄县“县知事”（即伪县长），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判死刑。

画面中部有罗复堪、鹤冲天和寿石工题跋各一则。罗复堪与寿石工是民国至建国初期活动在北京的书法家、金石家，鹤冲天其人不详。

罗复堪跋曰：“陈寿卿得此鼎时秘不示人，一时侪辈欲求一墨本而莫能致。后陈许借拓，墨本以次流传，然借拓一本必以白金五十两为质。故非真赏之家，亦不肯为此。陈逝后，鼎归忠敏公端方，拓工数四施墨俱不能成，最后访得陈拓法而工亦加昂，每一拓本必费三十两。未几，忠敏殒，鼎入质库，墨本遂昂于旧，端拓虽较逊于陈而传本亦不多。两拓之分，以鼎上正面一足，拓在后者为陈拓，在前者为端拓。此本鼎足正面在后，正陈拓也。老友孙秋帆为言如此，秋帆即为忠敏公收得此鼎者。悉檀居士罗惇?于唐牒楼题记。”

鹤冲天跋曰：“  鼎在，此扬庥，妮古溯前修。平斋寥落愙斋愁，万印只空楼，籀情身心篆永留。取一痕笺影，赏奇至。竟与谁同，展卷气如虹。鹤冲天。”

寿石工跋曰：“此器旧称为毛公鼎，  ，毛公名也。愙斋定为毛公  鼎。万印楼有精拓本，今盖随万印以俱去矣。记丙子检校万印楼印，问知彝器拓本先后散佚，至为惘之。辛巳寿玺并记。”“辛巳”即民国三十年（1941）。

由以上信息可知，馆藏毛公鼎拓本为陈介祺监拓本，曾被丁佛言收藏，后归黄县伪县长徐荫田。该拓本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入藏烟台市博物馆。

毛公鼎铭文的史料和书法价值极高，在各家收藏时基本都有传拓，然捶拓难度较大，故原器拓本珍贵难得，其中以陈介祺监拓本最为精良，另有各样的伪本传世。

馆藏品的铭文拓本为两块拓，拓工精湛，文字清晰，锈斑、划痕及界格等细微之处均与器物吻合，可定原器拓本。另据《跋落照堂藏毛公鼎拓本——落照堂藏拓之二》和《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的研究观点，陈氏藏器的铭文拓本可分早期“四块本”和晚期“两块本”两种，馆藏品即属后者。笔者观察后发现，右块第一至八行与左块第二十六至三十二行的中间位置有明显的文字重叠。这种“两块本”并非一次拓制，而是先在每张拓纸的中部靠边位置剪开一个横向“V”字形缺口，分两次传拓后再拼合而成（图2）。

陈氏藏器时的器形拓本也分早晚两种，早本一足在前，晚本两足在前。端方藏器拓本也有一足在前的样式，但造型与陈拓本存在细微差别。罗复堪题跋中以鼎足摆放不同作为划分陈、端拓本的观点不够全面。馆藏品的器形拓本两足在前，腹、足、耳、前端口沿和纹饰上的锈痕自然，后一足内侧的“一”字形符号清晰可见，均属原器拓出（图3）。鼎后方口沿和腹内部平滑洁净，应是平面补拓。拓本各部位拼接痕迹明显，非整纸一次拓出，符合陈介祺所推崇的分纸拓法。笔者还见过两足在前的器形刻版拓本，其锈斑僵硬，鼎腹也没有纸张褶皱的痕迹，较容易辨识。

初步分析，馆藏毛公鼎拓本是陈介祺藏器时的晚期精本。铭文原器传拓，分左右两块；器形分纸拓，主体部位亦取自原器。

徐荫田于1940年1月任伪县长，至1942年夏被撤销职务，管辖黄县达两年半的时间。期间徐氏贪污受贿，搜刮民财，手段恶劣。他还好古董收藏，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其中就掠夺过丁佛言的旧藏。

1924年丁佛言因拒绝曹锟贿选被囚入狱，开释后从北京带回黄县老家大量文物、文献及自己的书作、文稿。徐荫田管辖黄县时，与丁佛言的族侄丁毓璜串通勾结，数次洗劫丁氏旧宅中的文物。1942年农历八月徐荫田被捕，丁佛言嗣子丁少言曾到济南控告徐氏劫掠一事。

徐荫田在题记中写道，他花了三百元从济南古玩商那里购得该拓本，然细细推敲却存在不少疑点。丁佛言是黄县名士，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倘若徐荫田在外地发现了同乡名人的珍藏，不可能只字不提。其次，徐荫田云“当托友带到北京，托现代各大金石家提拔（题跋）……”“当”字在此处是“应当”之意，说明请人题跋是尚未进行的事情。寿石工落款时间是民国三十年（1941），比徐荫田题记早一年。假如徐荫田所言属实，他在书写时已看到寿石工的文字，不应该多此一举地再说请金石家题跋之事。

那如何解释徐荫田题记中存在的问题呢？笔者推测，这张毛公鼎拓本并非徐氏在古玩商处购买，而是从丁佛言旧宅中窃取而来。之后徐荫田也的确把拓本送到北京请罗复堪、寿石工等名家作跋，但这是1941年的事情。到了1942年，徐荫田为掩人耳目，隐藏掠夺他人财产的罪恶行径，便在拓本左下角书写了那段题记，编造自己是通过众友调说合法购买的谎言，还画蛇添足般表达了日后邀请他人题跋的愿望。此外，题记中的前几句也并非徐氏原创，而是参考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中的跋语，他一味抄袭，就连“释文”“石印铭文”等前人所做之事也套用在自己身上，十分可笑。

综上所述，烟台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张毛公鼎拓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是探索该器物传拓史及了解丁佛言金石收藏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