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和南海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南海区狮山镇奇石窑和里水镇文头岭窑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期间发现三处因修路或民房建设等破坏暴露遗迹的遗址点，考古队迅速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向国家文物局申请考古发掘证照，直至2021年12月调查发掘基本结束。此次工作重新调查确认了南海两处窑址的基本范围，并采集了一批文物资料，掌握两处窑址窑炉的基本形态；明确了“南海I号”沉船部分酱釉罐等器类的佛山南海产地，为南海地区窑业生产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重新认识广东地区南宋时期被认为式微的窑业生产面貌，此次调查发掘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产至少到南宋中期还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楚，为广东沉船考古、陶瓷考古以及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面貌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问题由来初见端倪
此次调查缘起是，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整理宋代地层和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时，通过考古类型学对比研究，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与“南海I号”沉船和佛山南海奇石窑出土同类陶罐高度一致，与已有的相关考古报告的认识出现分歧。回溯近年出版的“南海I号”考古相关报告，该沉船所载此类酱釉器都被认为来自福建。虽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早就发现该沉船出土部分酱釉器与奇石窑酱釉罐非常相似，但此前奇石窑已报道最晚的纪年材料是北宋“政和”款残片，类似陶片还有香港发现的“绍兴九年”款等，因而该窑址被认为止步北宋末年到南宋早期。国内相关学者也由此认为，海外沉船和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古港出土的同类大罐中，南宋早期前多来自奇石窑，后都来自福建磁灶窑。如南宋初期的印尼鳄鱼岛沉船上的类似大罐被认为是奇石窑产品，而时代稍晚的爪哇沉船以及“南海I号”等沉船上的就都被认为是磁灶窑产品。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资料整理者在与专业人员的交流过程中，提出了该遗址与“南海I号”出土的部分陶瓷器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鉴于香港等地学者在早些时候也提出相同的观点，该认识的再次提出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南海I号”陶瓷器产地确认，关系到这艘南宋沉船船货的来源构成与同时期广州乃至广东的关系，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学术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2021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同南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到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址进行现场踏查并采集到一些标本。从考古类型学角度对比相关标本，初步证实了南越王博物院资料整理过程的认识：“南海I号”沉船、南越国宫署遗址所见此类酱釉器均来自佛山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据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组织行动，目的非常明确……
当机立断赶赴田野
为对南海相关窑址的生产面貌和对外贸易路线有更充分的了解，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迅速抽派出水下考古中心业务骨干奔赴田野，开展相关窑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试图通过田野工作摸清窑址的保存情况和分布范围，弄清窑址具体文化内涵及其发展序列，同时运用科技手段检验“南海I号”沉船和南越国宫署遗址所见酱釉器来自佛山南海相关窑址这一认识结论。
鉴于上述期待，以及8月现场踏查初步掌握的情况，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组织开展佛山南海地区与“南海I号”陶瓷来源相关窑址调查。同时，依托“南海I号”考古队伍、技术力量和经验，邀请佛山市、南海区等地方文博业务骨干和文化干部参加，组成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佛山市博物馆、佛山祖庙博物馆、南海博物馆等业务人员全程参与的佛山南海窑址考古工作队。通过数月艰苦的田野考古工作，考古队最终不负众望，取得重大成果。
区域调查抢救发掘
南海官窑可统称里水镇逢涌村文头岭南端和瑶头村，西南涌南北两岸一带窑场，近些年考古调查及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则多称作“文头岭窑”和“瑶头窑”。通过此次调查及抢救性发掘可知，奇石窑也有大片明确的分布范围，东平河东岸延绵三四公里不止，甚至延及佛山石湾地区王借岗、大帽岗一带，与后期兴起的石湾窑范围稍有重叠，两宋时期已畅销海外，国内外学术界也早有名气，因而奇石窑与南海官窑共同代表南海区内宋代两大窑场，并以此有别于盛名明清的石湾窑。
此次考古工作完成既定目标的同时，考古队还重新调查确认两处窑址分布范围与保存现状，采集了一批珍贵文物标本。通过抢救发掘，考古队清理了两座龙窑和一处作坊遗址，基本掌握南海区南宋时期两处窑址窑炉结构，采集了一批明确层位的器物标本，为南海地区窑业生产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重新认识被认为式微了的南宋广东窑业生产面貌。此次调查发掘证实佛山南海地区窑业生产至少到南宋中晚期还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区域性分工较为明确，内销外贸市场方向和贸易线路较为清楚。
从调查采集遗物来看，奇石窑和南海官窑两者时代应该相当，都大致盛烧于两宋。奇石窑清理的龙窑生产的应该也是南宋时期盆罐类器物，文头岭窑清理的龙窑生产的是南宋时期的大罐和魂坛等。前者盆罐类器形为主，个体厚重，釉色青绿和酱色为多。后者器类较为丰富，盆罐类也多，但盆类个体轻薄，大小形状丰富，酱釉器为主，青釉次之。两者都生产“南海I号”同类酱釉大罐，且奇石的罐肩有刻印字款和印花纹年号吉语的，文头岭则多见姓氏宅号酒香等字款（1980年代故宫在此也采集到印花纹的标本）。此类酱釉大罐特征明显，与福建地区磁灶窑等窑口同类大罐也容易区分，广泛发现于中国南海海域到东南亚海域沉船船货中，以及如广州、香港、新加坡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港口遗址上。两窑址兼烧内销外贸产品，质量都较粗糙，内销器类包括生活用品和魂坛等随葬品，瓦片瓦当滴水等建筑用材，珠三角等地区多有出土；外销器类各式大小盆罐、执壶军持等面向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因此，南海两窑址的外销性质也非常明确。
两窑址大多数器类及其纹饰基本流行于两宋时期，个别执壶、魂坛残件等还有北宋遗风，酱釉罐则明确有南宋绍兴年号纪年款。“南海I号”同类酱釉大罐还有乾道和淳熙年号纪年款，反推两窑址至少烧至南宋中晚期。
从抢救性发掘清理出来的窑炉来看，南海官窑文头岭龙窑是障焰柱斜坡龙窑，是较原始的分室龙窑，奇石窑西门村龙窑是平焰式斜坡龙窑，窑床放置排列整齐多次利用的大垫饼，两者同时期省内外窑炉都比较少见。两座窑炉用的皆是南海地区窑址特有的圆柱形窑砖，且南海同期其他窑炉也基本未见方砖。未发现往年调查报告所说的圆柱形砖砌筑圆形馒头窑，方砖砌筑龙窑现象。装烧方式都基本不用匣钵，量大为主，器物互相套装，使用大量简易手捏条形支柱和垫块支钉。广东北宋时期多地龙窑已都有使用匣钵装烧技术，保证产品质量，而文头岭窑和奇石窑则更重产量，可见两处窑址的外销市场十分庞大。两处龙窑的结构形态和窑炉技术，更是对同类龙窑技术研究的很好补充。
南越国宫署遗址相关酱釉罐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重新审视奇石窑与“南海I号”的关系。为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也调出“南海I号”和8月南海窑址采集的此类陶罐标本，随宫署遗址相关标本检测项目送往北京大学一同进行化学成分产地分析，利用现代成熟的科技考古手段，从陶瓷“基因”确认了“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酱釉罐的产地，坐实了当时的广州官署、南海海域沉船和南海区窑址的联系。
通过此次田野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工作，结合考古类型学对比研究和科技分析手段坐实最开始的认识结论，达到预期目标：大致摸清窑址的保存情况和分布范围，初步掌握两处窑址窑炉及其相关烧造技术与特点，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深入了解南海地区窑址具体的文化内涵，重新厘清南海官窑、奇石窑和石湾窑几个概念及其内涵。
百大双响未来可期
此次工作缘起“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产地问题，开创沉船考古与田野考古加科技手段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的新模式，并通过实践成功达到预期目标。“南海I号”还有众多不明确窑口陶瓷器有待确认，这也为其后续相关研究打开新的思路，而佛山南海窑口陶瓷器的确认却有更重要意义。通过此次较为系统的区域调查，基本确认南海区的奇石窑和文头岭窑都出土“南海I号”沉船相关器物，明确两处窑址是“南海I号”沉船上陶瓷生产地之一，细化了相关考古资料所描述的“历史景观”。
“南海I号”的此类陶罐不是纯粹的货物，同时还是生活用器，多作盛储酒水食物器用，尤其以自铭“酒墱”最为突出。可见“南海I号”沉船上的部分陶瓷既是海洋生活用品，又具有商品贸易性质；此类“酒墱”类大罐又大量出现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或水井等遗迹中，《宋会要辑稿》等还明确记有关于南宋绍兴年间广州官方宴请番舶的记载。如此，南海窑口酱釉大罐为线索，“南海I号”部分陶瓷器可明确从南海窑业生产地，通过珠三角水道交通到达广州官方或个别宗族大姓酒坊订做盛酒器的国内消费市场，再到海外贸易补给或者官方宴请馈赠，最后随船出洋遇难于下川岛海域。从而，解决了学术界对“南海I号”最后离岸港口，是否到过广州或珠江口等的争议。同时，对“南海I号”走私性质问题也应重新认定，广州在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市场中也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文头岭窑出土彩绘执壶、瓷鼓、釉下褐彩青瓷等跟西村窑应该有先后承袭关系，从采集的文物器类和装饰方法等观察，确实两者都有不少共性。奇石窑虽然与西村窑共性相对较少，但盆类器形及其印花风格等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广州地区作为宋代政治文化中心，窑业向外迁移扩散也是很有可能。西村窑还处在模仿北方窑口阶段，南海官窑和奇石窑就比较明确的本土化器形和纹饰了，有比较清楚的时代发展进程。南海地区发现奇石窑的彩绘陶瓶，包括石湾小望楼岗出土的陶瓶彩绘风格，跟深圳南头宋元墓出土的梅瓶，湛江海域出水的陶瓶，越南地区的彩绘军持，以及雷州窑和越南地区出土的褐彩瓷罐彩绘风格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广东窑业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更为广东陶瓷考古全局性研究打开新的窗口。
此次调查发掘期间正值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广东仅有的两个评上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项目，“南海I号”沉船和南越国宫署遗址都与此次南海窑址考古工作有密切关联，相关成果不仅是“南海I号”沉船认知的延伸与丰富，更充分阐释了唐宋以来广东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也更加彰显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世界大都会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对两个“百大”的最好、最响亮的回应。
（执笔：肖达顺）
南海区宋代窑址考古工作
对“南海I号”的重要意义
崔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负责人）
此次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等宋代窑址的考古工作，确认了“南海I号”沉船出土部分陶瓷器产自这几处窑址，对“南海I号”沉船考古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批产自南海窑址的陶瓷器质地粗糙较为低廉，多属于酒水类盛储器等船上生活实用器，不是简单的外销商品，加上南越国宫署遗址等的发现可知其贸易路线就是从南海产地通过广州及其相关海域装货上船，这就解决了“南海I号”是否到过广州的悬疑。此外还间接说明广东南宋时期外销陶瓷生产依然保持不小的规模，同时也反映了广州在南宋中晚期依然保持着较为强势的海洋贸易地位。在工作方法上，我们成功实践了水下考古和沉船考古主动回到陆地寻找相关文物产地的学术路线，为日后同类工作开辟了崭新的课题方向，前景广阔。
科技分析确定
“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发现酱釉大罐
产自南海诸窑
崔剑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在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使用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南海I号”、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发现的部分酱釉大罐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并与广东、福建等疑似窑口出土标本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结果证实“南海I号”有相当一部分酱釉大罐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类似产品可明确其产自南海奇石窑或文头岭窑。
科技分析结果确证了宋代佛山的南海诸窑址生产的酱釉大罐曾经输送广州，其用途可能为当时的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容器，又通过地方官府馈赠或贸易上船出洋，而“南海I号”沉船应该是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该沉船上的部分船货与广东省陶瓷窑口生产地和广州贸易古港密切相关。
通过酱釉大罐的科技分析，厘清了佛山南海窑址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海I号”沉船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首次把南宋时期陶瓷产地、产品用途及国内消费终端、国际贸易路线给串联起来，对陶瓷考古研究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南海窑、“南海I号”
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关系
李灶新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自1995年以来，在广州市老城区中山四路西段北侧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持续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表明遗址即为西汉南越国和五代十国南汉国的都城王宫核心区，也是秦汉至明清时期地方官署所在地。在遗址西北部，发掘出一组宋代的大型建筑院落，由庭院、过道、厅堂、廊庑、水井、槽池和多个相连的炉灶等组成。出土大量戳有“大观三年”“政和元年”“奇峰宅”“潘家记”“酒墱”“醇酎”“真珠红”“百花春”“清香”等印文酱釉罐、划写“官”字或戳印或褐彩绘花卉纹酱釉盆、漏斗等与酿酒相关的遗物。结合1997年发掘出土的北宋墨书“公使”文字瓷碗和《元大德南海志》卷十《旧志诸司仓库》：“（经略司）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的记载，可确定这组建筑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
有意思的是，在“南海I号”沉船也出水有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类似的酱釉罐，通过考古类型学对比研究和实验室科技检测证实，这些酱釉罐产自于今佛山市南海区的奇石窑和文头岭窑。
广州地处西江、北江、东江交汇入海口，是一座因海而生，向海而盛的河海型港口城市，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西汉初广州已成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是珠玑、犀角、玳瑁等海外珍宝的集散地。唐宋时期，广州是东方第一大港。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始设市舶使，宋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宋朝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更加依赖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据《宋史》记载，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朝廷不但派使者到海外招诱蕃国进贡，还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蕃汉商人热情迎送，海舶初到之时有“阅货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间提供酒食，离开时还要设宴张乐欢送。为招徕蕃汉海商举行宴设所需的经费和招待用酒来自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库公使钱和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
这次南海窑抢救性发掘和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不仅确定了宋代广州公使库和公使酒库的具体位置，而且表明公使酒库所需的酿酒器具和装酒所用的酒墱（坛）是由南海窑专门烧制的。更为重要的是为确认“南海I号”到过广州，并受到广州市舶司和广州地方官员设宴热情招待并馈赠广州公使酒，最后从广州港离岸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证据。
文物和遗址是历史的“活化石”，是传承和展示历史最好的物质载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海I号”和南海窑的发掘和研究最新成果，为构建和复原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动的宋代陶瓷生产、海外贸易、市舶管理等历史图景，讲好海上丝绸之路的广东故事和广州故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