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佛利尔美术馆购入日本“千种”茶叶罐

图二黑石号沉船大号储物罐盛装长沙窑碗场景复原图

图三黑石号沉船出水肩部带短流的大罐

从8世纪后半叶开始，大规模的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晚唐至北宋早期（9至10世纪），海上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阶段。这时，在瓷器生产中有悠久历史的罐类器物有了新的使用功能，就是在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当中作为储存淡水、葡萄酒的盛储器或装置其他船货的包装用具。这类在海上贸易中的储物罐，尽管有大小的区别，但其共同的特征是胎釉加工都比较粗率，很少有装饰，因此一向不被中国的研究者所重视。然而，近年来这类储物罐却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有二。

第一，这类罐在古代常常用来盛放珍贵的物品，比如香料、茶叶等，当茶叶的饮用走向仪式化的时候，茶具也被赋予了许多特定的含义。作为盛放茶叶的这类罐也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其在日本被用作与茶道相关的器具，用于陈设，备受珍视，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以往日本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连篇累牍，直至近期还十分热络。而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大个的储物罐则异化成具有礼制性意义的器物，被当作财富的象征，并成为重要的收藏品。近期还出版了关于储物罐的研究专著。2014年，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USA）以巨资购入一件名为“千种（Chigusa）”的茶叶罐（图一），这件罐从镰仓时代（1185-1333年）就运销日本，受到极大的珍重，购入以后该馆举办了专门的展览，并出版了图录。

第二，近年来水下考古发展迅速，许多沉船被发现和发掘，沉船中出水了大批大小不等的罐，这些罐被广泛用于海舶之上，其使用功能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关于这些罐子的产地和使用功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储物罐成为国际上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法国远东学院连续召开了两次专门关于海上贸易中使用储物罐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东南亚的学者纷纷开展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了许多与生产海上贸易用储物罐相关的窑址资料。中国境内的生产储物罐的窑址资料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储物罐在中国古代瓷器研究中不被重视，因此中国的资料非常缺乏，使人深感遗憾。

储物罐在大航海时期以前在海上贸易中的使用大体可以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是海上贸易兴起的初期阶段，即8世纪后期到10世纪。可以以泰国沙没沙空省(Samut Sakhon)距暹罗湾8公里的塔钦河河道中发现的帕侬苏琳沉船（The Phanom-Surin Shipwreck）和爪哇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Shipwreck）为代表。前者的时代为8世纪，后者的时代为唐宝历二年（826年）。两条沉船都出土了广东产的大罐、波斯釉陶罐和被称为“鱼雷形瓶”的尖底大口罐。帕侬苏琳沉船由于沉没于内河，货物有机会在船沉没以前搬走，因此出土的器物较少，以陶瓷罐残件为主，可以确认这些罐用于盛放稻子和用作缝合船密封物原料的沥青。黑石号沉船是一条沉入大洋的海舶，船货完整地保存下来，水下考古发掘者迈克尔·弗莱克（Michael Flecker）详细介绍了黑石号沉船陶瓷的出水情况，并归纳了广东产大瓷罐在船上的装运方式和用途。他提出作为储物罐的广东陶瓷，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盛载出口货物，以带系罐、壶最常见。二是盛载船员航行中所需的食物和饮用水。

用大罐盛储船货，是这个时期的特殊现象，从黑石号出水器物可知，这些大罐内装载的货物包括以下几类：1.耐用器，如瓷器，包括长沙窑釉下彩碗和部分北方白瓷（图二）；2.可腐坏的有机货物，如盛产于中国南方及越南的香料八角（又称大茴香）；3.液体，弗莱克相信部分黑石号沉船发现的空罐子，特别是短流壶，可能用作存放液体，西方学者康蕊君（Regina Krahl）则认为带系壶可能用于存放葡萄酒类，因为壶嘴较小，并安装在肩部一个不太合适的位置，液体难以倒出，推测壶嘴可能是作透气孔之用（图三）；4.还有一些中、小型的罐子里面，则装载着兼具压舱物和出口原料功能的铅条，表现出盛装物比罐子更坚硬的奇怪现象（图四）。可见在早期阶段，储物罐的功用不单纯是用作液体和有机物品的容器和包装用品，而是盛装了无所不包的所有船货。近来有学者提出，这类罐可能在早期阶段被用来作为海船容积的计量单位，并很可能是当时官方对海上贸易课税的计量单位。早期阶段的这些储物罐的产地，目前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均产于广东的珠三角区域，包括广东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和近年来发掘的曾边窑、沙边窑等地。

晚期阶段是10世纪后半叶以后，直到大航海时期，储物罐的使用功能开始出现变化，具有代表性的是爪哇海发现的推测年代为968年的井里汶沉船（Cirebon Wreck），这条沉船出水了30多万件瓷器，以越窑瓷器为主，同时也出水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储物罐（图五），其中瓷器中最主要种类的碗、壶等器类采用了直接架放在船舱里的方式，不再放置在大罐里（图六）。可见在后期阶段这些大罐不再盛装用作船货的瓷器、金属原料；其用途明显是仅用来盛装淡水、酒和其他食材等饮食用品，以及与航行密切相关的物品，如16世纪以后的火药等。罐类器物在海上贸易中的这种作用，从10世纪后半叶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后期阶段的储物罐，从目前发现的沉船看，以尺寸在40-60厘米的中号的罐子为多。黑石号上出水的那种高90厘米左右的大号罐子就比较少见了。关于后期阶段储物罐的产地，以往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窑址：广东佛山奇石窑、福建晋江磁灶窑。

持这些储物罐产自磁灶窑观点的学者主要来自福建，人数不多，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磁灶窑开展过考古工作的有土尾庵窑址和金交椅山窑址，问题是这两个窑址尽管都生产罐类器物，但主要是高20-40厘米的小号罐子，很少有中号的罐子，与水下考古的发现不甚相符。

广东佛山的奇石窑，以往常常被纳入石湾窑的生产体系。地理位置属于北江流域，自然资源条件十分适宜陶瓷生产。20世纪50、60、70年代都开展过考古工作，特别是1976年，佛山的“石湾镇史”编写组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展过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主要调查了石湾镇西部的大帽岗窑址和西北的奇石窑址，两处窑址都在当时的南海东平河东岸，常被统称为石湾窑。还调查了原和顺镇（现里水镇）的文头岭窑，因与“官窑”地名关系密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称“南海官窑”。特别是奇石窑址和文头岭窑的调查中发现了肩部带有戳印文字的青黄釉和酱褐釉四横系大罐，由于这种罐中有一种印款为“清香”铭，在日本的传世品和东亚、东南亚各地的遗址中以及沉船中多有出土，被日本学界称为“清香”罐，早年故宫博物院在文头岭窑址调查时也采集到带“清香”铭的残片。对奇石窑调查的报告一经发表，给长时间苦苦寻找“清香”罐产地的学界带来了惊喜，迅速认定了这类罐的产地就是佛山奇石窑。然而，这并未给中国的学界带来探索的动力。1976年以后，对奇石窑及南海官窑的考古工作陷于停顿。近年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开展了对佛山市南海区窑址的大规模区域考古调查和试掘，获得的资料极大地推进了作为海上贸易关键器具的储物罐的认知。通过本次考古调查试掘和近年来各地遗址和沉船中出土的考古资料，我们对以奇石窑和文头岭窑为代表的佛山宋元时期的窑业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佛山一带的制瓷业可分为三个较大的区域：里水镇文头岭窑区、狮山镇奇石窑区、明清时期的石湾窑区。前两区的生产时间为宋元时期，生产区域巨大，都沿东平河延绵分布约3-4公里。产品种类包括了日用的碗盘类食具，而不同尺寸的储物罐是非常重要的一类产品，在所有产品中占比很大，从文头岭发掘地点的出土器物看，其占比超过50%，是最重要的产品种类。在前两个窑区衰落以后，生产转移到石湾窑区，明清时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生产，海上贸易用的储物罐依然是一类重要的产品。

第二，文头岭窑区和奇石窑区的生产时间大体在北宋中期到元代后期，1976年的调查采集到了带有“嘉祐”铭印款的罐片，时代至少可上溯到北宋中期的仁宗朝，沉没于1323年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出水的一些器物大体可以认定为奇石窑或文头岭窑的产品，该船出水了大批带有戳印铭记的酱褐釉四系罐，这些罐子高度一般为30-40厘米，并且通常在肩部系间印有“清香”“正宝”“宝”“金王”字铭（图七），多数在铭文外侧还饰有长方形边框，个别印记则于银锭形框中饰“宝”字，大约意指元宝之意。新安沉船所见的四系罐在细部特征上与奇石窑址出土的罐类稍有不同。具体而言，沉船出水的罐子都为小口、短颈、圆肩，肩以下内收，颈肩处置四只横系，带印铭者印记均按押在系之间，据说个别罐子在打捞上岸时，内部似装填有药草类物，或内置尺寸更小的黑釉小罐。这种肩部有铭文的罐子还出土于新加坡福康宁遗址14世纪的地层中。可见奇石窑的生产可以持续到元代后期。由于南海区的两个瓷器生产区域巨大，而发掘的地点有限，在区域内不同作坊生产的储物罐造型略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的胎釉特征和在肩部戳印文字的做法具有独有的特点。

第三，南海区宋元时期持续不断的窑业生产，主要提供周边地区的日常用具和专门用于海上贸易的储物罐。关于供给周边地区使用，可以以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南海窑产品为代表，同样的戳印文字的标本在香港沙中线宋王台遗址也有出土。南海区窑场的产品进入海上贸易的体系，作为提供有大量需求的储物罐的主要产区，前述的韩国新安沉船、新加坡福康宁遗址都可作为证据，此外，现在已可确认在南海一号沉船中也有发现，在澎湖中屯屿的遗址中也发现有“清□”铭罐的残片（图八，上），马来西亚刁曼岛出土了包括带有“清香”铭的200多件储物罐残件（图八，右），判断时代为11-12世纪，非洲红海沿岸的港口遗址埃德哈布也出土有“清香”铭罐残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前述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购入的日本从镰仓时代流传下来的储存茶叶的“千种”罐，也可证明是南海区的产品，作为茶叶的包装具，通过海路销往日本。

第四，海上贸易所用储物罐的生产具有特殊性，南宋以后到元代广东地区的窑业生产进入衰落时期，被福建地区先后兴起的闽北地区和闽南地区的窑业取代，作为重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广州的地位也在此期被泉州超越。但储物罐的生产一直以广东地区为主，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衰落以后，佛山的窑业兴起，主要接续生产的就是大小不等、造型各异的储物罐。这是广东地区依然高度参与海上贸易的重要证据。在奇石窑区和文头岭窑区衰落以后，后续兴起的石湾窑，也继续生产这类储物罐，非洲肯尼亚发掘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沉没的蒙巴萨沉船（Mombasa Wreck）中出水的带“盛桥”铭的罐（图九），就是石湾窑的产品；沉没于道光二年（1822年）的泰兴号沉船中也出水了石湾窑的储物罐（图十）。类似的情况在东南亚也有体现，比如在元代兴起的泰国宋加洛（Sawankhalok）和素可泰（Sukhothai）窑区，在明前期曾成为中国瓷器的强力竞争对手，在明代中期被中国瓷器所击败，迅速衰落以后，后续出现的西萨查那莱窑（Si Satchanalai），持续生产储物罐，尽管东南亚生产的瓷器基本退出了海上贸易的行列，但在泰国、缅甸和越南南部生产的储物罐在沉船中的发现一直延续到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