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将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因此冶金考古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经过20年的工作，我们关于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认识。表现在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有新的发现与突破，检测分析方法与“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考古学解释方面有新的发展，多学科交叉的冶金考古研究模式更加得到重视。这些工作一方面丰富了手工业考古理论、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为矿冶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支撑，因此也更加明确了冶金考古的发展方向与目标。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冶金考古研究的收获

为正确认识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回答冶金技术是否能够作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问题，冶金考古选择如下工作方式并有重大收获。

确定了两个讲清楚的研究目标。第一，讲清楚中国冶金技术起源的时间、机制和区域交流互动情况，重点解决冶金技术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作用问题。第二，讲清楚商周青铜器的生产、流通以及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制形成历史，重点解决冶金技术推动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制问题。

制定了从遗址到器物的两条研究道路。一是，在不同地区开展系统性的矿冶遗址调查与发掘，从资源和原料生产角度构建冶金技术区域发展模式；二是，对青铜器和铸铜遗址出土冶铸遗物，开展系统性检测分析工作，从青铜器生产和流通角度深入认识青铜礼制问题。然后将二者融合，深入研究金属资源、技术与文明发展之间关系。

根据以上工作，有两个重大收获。一是，系统论证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金技术的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过程，明确提出冶金术可能自西亚地区传入，但中原地区完成了本土化创造。二是，系统论证了商周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区域特点和青铜器产品的使用和交流模式，深化了关于不同层级政权对金属资源、青铜器制品乃至冶金技术的控制方式问题的认知。这两大收获，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质。

明确发展目标，推动冶金考古理论方法体系构建

虽有以上收获，但关于冶铁技术、冶金技术中外交流研究有弱化的趋势，关于冶金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问题更需明确目标，加强理论研究，现举三例说明。

中国古代金属冶铸体系的形成是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关于中国冶金术起源“外来说”仍有争议。近年欧亚大陆早期冶金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以及对部分早期冶金遗址的技术复原研究，冶金起源“多地说”在争论中得到更多关注。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加强田野考古研究，一方面应加强研究方法的创建，而在各种分析视角中，模拟实验以及实验考古为探讨早期冶金技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今后应予以重视。

加强冶金技术的区域特征及交流模式研究。以往工作重点聚焦于早期铜锡铅矿冶遗址和各重要青铜器群，但存在较多区域、时代空白，如豫西和湖湘地区早期金属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未得到充分调查，关于东周至汉代青铜器技术研究普遍较为有限，均需要重点解决。近期应重点构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长江中下游地区、巴蜀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冶金技术区域特征及其在区域间相互交流的模式，并从冶金技术和金属制品交流的角度，研究各地区文明化或华夏化进程的理论问题。

加强古代冶金工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研究。近年来在晋南、辽西、河西走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大量早期铜锡铅采矿和冶炼遗址，关于其生产方式更应加强理论研究。另外，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大型铸铜遗址遗迹以及汉代冶铁作坊均位于重要城址内的手工业作坊区，通过这些多属“官营”作坊的研究可在宏观层面上了解当时青铜器和铁器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等问题，但近年来在不少小型遗址发现规模不等的铸铜遗存，在一些地方还发现不少块炼铁冶炼遗址，因此关于古代金属生产研究一定要考虑到“私营”或“地方”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古代冶金工业的整体面貌。

研究学科历史，开辟冶金考古研究的新局面

自20世纪20年代前辈学者对古代钱币、铜镜以及殷墟出土青铜器制作技术研究开始，中国冶金考古已有百年历史，这期间有科学与考古相背离的曲折与教训，也有两者密切合作取得辉煌的荣光。特别是夏鼐和柯俊两位先生关于冶金考古合作研究的范例，需要认真梳理与学习，从学科发展史中汲取营养，一定可以做出更加优秀的研究成果。

在检测方法趋于多元、检测数据不断增繁的今日，正确而合理地使用各类科技手段，最大限度获取冶金考古各类信息，准确阐释科学数据的考古价值，是十分关键的工作内容。科技研究首先应保证自身方法的准确性，在数据的测定层面精益求精，其次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导向，在数据的阐释层面力求合理，基于考古背景进行统计分析与综合研究。在获取和利用数据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科学分析、考古阐释和理论构建的方法论，将考古学分析与各类科学技术方法有机结合。近年冶金考古研究视角明显趋于多元，从实验考古探究早期冶金技术，到商周时期青铜物料的广域流通，以及中原边地各青铜文明的资源与技术特质，具有不少收获。从科技角度，这些研究为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分析不断提供基础素材，促进科技方法规范化、系统化；从考古角度，这些研究则填补了时空节点的具体认识，并成为类型学分析的重要参考。针对物料类别、材质特征的讨论，提供的资源与技术信息，与经典的文化分析融会贯通，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诠释考古材料。因此，审视评估既有科技方法与数据，借助多学科方法关注考古研究相对不足的时段与地域，在关注新材料的同时兼顾既有材料的整理，或有新知。

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冶金考古重点难点问题

冶金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来自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冶金考古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来自田野与实验室的结合，来自坚持不懈的基础研究和实践验证。冶金考古工作者应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不跟风、不盲从，努力将田野延伸至实验室，将实验室扩展到野外，将冶金考古田野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检测分析的全过程工作充分有机融合，坚持长期探索，建立工作规范，建立标本库和数据库，建立适用于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方法体系，才能更好深入探讨遗迹遗物背后的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更加系统探讨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构建理论体系的目标。

目前，国内关于冶金考古田野和实验室工作整流程的标准体系尚未建立，制约了相关工作的深入开展。如已有的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结果，存在不同单位、不同仪器设备的分析数据的平行性不好的现象，也存在实验方法不同、实验结果的表述不一的现象，从而难以建立起冶金技术与金属文物材质之间的必然判定标准；冶金考古标本库与数据库建设未有明显成效，已经影响到分析数据的考古学解释工作；另外关于古代金属材质和工艺的判定标准以及检测分析标准物质的制备问题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很有必要针对冶金考古这些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标准体系和标本数据库建设，加强基础研究，以求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冶金考古将从田野到实验室、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开展更加系统的研究，也必将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果。